唐文灿在铜山历史上享有“科第开先”的美誉，有关他的史料流传下来的不多，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地方志书的小段记载。近年来，河北省遵化市和迁西县文史学者为了寻找戚继光留下的史迹，进行实地勘访，发现了唐文灿撰写的《重修无终洞记》古石碑。又进一步挖掘出戚继光写给唐文灿的《寿虞部鉴江唐公序》，从而揭开了戚继光与唐文灿的一段交往历史，填补了唐文灿研究的空白，东山已有学者专文解读。另外，漳州市政协文史馆发现了明代《大参藩邹公遗爱祠碑记》，碑额为唐文灿篆文书写。笔者也从《四库全书》挖掘出唐文灿《大行皇帝挽歌》五言律诗一首，诗前有唐文灿籍贯和任职记载。所有这些，结合已有史料，为我们更加准确了解唐文灿提供了可能。
一、唐文灿生平事迹
唐文灿字若素，号鉴江，嘉靖四年（1525）出生于镇海卫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父亲唐鸿图“以子文灿赠文林郎、行人司司正。铜山人。（1）”唐文灿“颖慧绝伦，年十三，府试第一。十六冠卫庠，旋食饩，有奇童之目。（2）”在《铜山志》选举志庠士条目中，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有唐文灿的名字，说明他十三岁就中秀才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25岁的唐文灿高中举人。《镇海卫志》记载相同，并说他中举是“诗由本学。（3）”对于唐文灿的学问源流，戚继光有更具体叙述：“虽治博士家语，辄娴辞令，蔚然以古文起家。（4）”
“诗由本学”是指唐文灿的专长为《诗经》科，学籍在镇海卫。他学古文经学，传承了正规的“博士家语”。
古代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今文经学侧重于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偏向实证训诂。朝廷以儒学为官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经典各设立博士官，专治一经，各传弟子。后来，到了唐代发展到十三经。明清时代，考生备考各有所侧重，录取时每部经典各选一名为“经魁”，称为“五经魁”，这就是明清时代的五经取士。当年唐文灿、游天庭都以《诗经》科中举。
根据《铜山志》记载，唐文灿中举后没有进一步考取进士，而是在家乡“设塾建学”，教书育人，长达十几年，受教者达二百多人，“自是人物蔚起，皆文灿首倡之功也。”没有资料显示他曾经在崇文书院或南溟书院教书。
从后面的经历看，他不是一个归隐乡里的人，合理推测，他应该一边教书一边参加考试，只是有后人不知道的原因，没有顺利中进士。最终，唐文灿因出类拔萃，被朝廷直接选入中书省任中书舍人，再经礼部选拔，参加隆庆戊辰科（1568）会试，是年成进士。此时他已经44岁了，在同科进士中，年龄大了不少。
他被授予行人，不久升任工部虞衡司郎中，正五品，督理河北遵化铁冶厂。在这里，他和戚继光有了交集，彼此关系良好。唐文灿什么时候离开呢？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从万历三年（1575）唐文灿《重修无终洞记》和戚继光于该年所作《寿虞部鉴江唐公序》得知，至少到1575年，唐文灿仍在职。
唐文灿在《大参藩邹公遗爱祠碑记》自述身份是“赐进士奉政大夫广西按察司佥事前户工二部郎中”。该碑记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这年唐文灿已经68岁了，还没有退休。
《碑记》撰文者是贵州按察司副使龙溪人蔡应科，书写者为贵州左布政使长泰人戴燿。邹公即邹墀，字朝卿，号龙望，浙江余姚人。他们四位都是隆庆二年进士，都有同年情谊。万历十六年（1588），邹墀任福建左参政，分守漳南道，在漳期间多有惠政。万历二十年升任广东按察使，在他升职之际，漳州各界建遗爱祠纪念他。
二十多年过去了，邹墀已经是正三品的按察使，蔡应科和戴燿的职位也比他高，而他仅为广西按察司佥事，还是正五品，可见唐文灿在官场并不如意。根据《铜山志》记载，在铁冶厂期间，他得罪了大太监冯保。外调为滇南佥事道。后来冯保又利用“京察”考评官员机会压制他，把他贬为宿州府同知，不久调到池州府任司理。
唐文灿似乎不在意官职大小，每到一处都认真工作，尤其在池州，他办案有神明之称。后来，监御史蔡梦说巡按江南，发现唐文灿受到排挤，把他的情况上报朝廷，才调到户部任郎中，等于在地方转了一圈回到原点。1592年之前，他外放广西按察司佥事。在广西期间，遇上大饥荒，他设法赈济，救活了许多人，当地民众立祠纪念他。
他在广西按察佥事任上退休，“历广西佥事，致仕。晚益嗜学，著有《享帚集》。（5）”万历三十一年（1603）去世，享年79岁。《铜山志》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绅林荣玉等呈请学院崇祀乡贤。”
二、唐文灿与“科第开先”
对于这个问题，《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提出疑问，“考文灿在隆庆二年成进士，然游天庭，黄镆二人中进士均较文灿先，疑当时游、黄二家显达后，即他徙，不立坊，故文灿得先建立焉；一说，游天庭、黄镆因中顺天榜，故‘科第开先’归之文灿云。识以俟考。”94版《东山县志》更直接认定唐文灿为铜山第一个进士，“纶章垂耀坊，在今铜陵镇顶街，明隆庆二年（1568年），唐文灿中进士，为铜山第一个进士，立此坊。”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县志编者把“科第”等同于“进士”，以为考上进士才算登第。其实不然，明清时代，会试称甲榜，乡试为乙榜，考中举人就算科第出身了，举人享受国家俸禄，可以做官。如海瑞、左宗棠都是举人出身，如东山湖塘村蔡方平“由选贡令淳”，即以选贡生担任淳安县令。陈振藻《铜山志》载唐文灿为“嘉靖二十八年举人，铜山之登第，自文灿始。”明确指出考中举人就是登第。
那年中举除了唐文灿以外，还有游天庭，《镇海卫志》选举志记载游天庭“铜山人，诗由本学。岁贡，顺天榜。（6）”他和唐文灿一样，也以《诗经》为专长，学籍在镇海卫。他被选送到国子监学习，从京师顺天府中举，而唐文灿从福建榜登第。《铜山志》选举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也就是说，铜山城科第开先是唐文灿和游天庭两人。
家乡学者蔡力杰对顶街石雕牌坊作了深入研究，对其残缺部分进行图上复原。该牌坊两面分别镌刻“纶章垂耀”“科第开先”，上面镶嵌恩荣雕板。东山地方志书都记载是唐文灿建立的，如《铜山志》卷二记载：“科第开先坊，在城内所前大街，为唐公文灿立。”《东山县志》（民国稿本）记载：“纶章垂耀坊在城内顶街，明唐文灿立。故址今存。”
明清时期，牌坊的建造必须经过朝廷批准，才能建造牌坊，而且有明确的等级制度。最高级别为御制牌坊，这一类牌坊由皇帝亲自下圣旨，国库出钱建造，比较少见。第二等级为恩荣牌坊，取皇恩浩荡，荣及乡里之意。这类牌坊也是皇帝亲自下圣旨表彰，由地方政府出资或自筹资金。第三等级为圣旨牌坊，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本地乡贤的突出事迹，如果朝廷采纳，认为值得旌表，就会下圣旨准许建造牌坊，资金需要自己筹集。第四等级为敕造牌坊，这是最低等级。由地方官员向朝廷申报，皇帝口头允诺，准许建造牌坊彰表坊主事迹，资金自筹。这一类牌坊的建造没有圣旨，只是皇帝口头允诺。
由此可见，顶街的恩荣牌坊级别相当高，当年应该有圣旨原件，只是没有流传下来。这是嘉靖皇帝亲自下旨，表彰铜山唐文灿、游天庭在乡试中举，开创了铜山科举登第记录，因而赐辞“科第开先”，而“纶章垂耀”指皇帝的恩旨垂耀万世。也许因为游天庭登第后“即他徙”，顶街牌坊由唐文灿配合地方政府建造，加上志书只说为唐文灿所立，所以，后世以为此牌坊只表彰唐文灿一人。
三、唐文灿与戚继光关系
隆庆二年，戚继光奉命北上，“夏五月，诏总理蓟、昌、辽、保练兵事务，节制四镇与总督同。（7）”这年唐文灿成进士授行人，不久，升任工部虞衡司郎中，督理遵化铁冶厂，这是全国最大冶铁厂，位于遵化以南六十里。据河北学者考证，铁厂长宽各一华里，筑墙封闭，东西南北开四门，镶有石刻匾额，南门“峰岚耸秀”，北门“畿辅保障”，东门“海岳清宁”，西门“山河盘带”。厂内炼铁炉25座，铸造炉50多个，工人2500多人。城外分布村庄民居。铁厂在戚继光辖区内，但管辖权在工部。唐文灿在这里工作了七八年，他和戚继光没有隶属关系，但铁厂制造出来的兵器源源不断供应戚继光部队使用，戚继光深怀感激说：“余所部署甲兵之富，利赖于公，岂不弘多！”
戚继光《寿虞部鉴江唐公序》如何描述唐文灿呢？首先，他拥护国家禁止民间冶铁的政策。汉代以来，国家盐铁专卖政策引发许多争议，一些正直大臣更是反对，认为与民争利，伤害了百姓利益。唐文灿说：“汉郡国有铁官，诸所愿罢者，以其为民疾苦，而与天下争利也。苟恤若疾苦，则民无害。其为利，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他认为专卖是为了富国强兵，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体恤百姓疾苦，若能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就不会受到伤害。
其次，戚继光说，以前铁厂管理不善，工人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产量增减没有定数，唐公到任以后，“惟日兢兢厥职，率白徒之卒，庇护之甚周，善于鼓舞，罔有啙窳。曩之为冶者，盈缩无已时，至三所办之，亦诎。公徵其故，预一而取嬴焉。”啙窳即偷懒。他以身作则，爱护工人，善于鼓励，所以没有人偷懒。他制定计划，产量稳定而且有所盈余。
第三，边塞之民，剽疾轻悍，而冶铁工人比较粗野，被人看不起。唐文灿“乃日进诸生论理道，引绳墨，户说以眇论，谣俗为之丕变。”他讲道理定规矩，挨家挨户宣扬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很多风俗习惯。
第四，深入生产第一线，每次冶炼，唐文灿都亲临现场，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吃睡在炉旁。“有事于冶，必斋宿炉旁，若鼓以洪钧，丰隆击橐，飞廉扇炭，其为干将莫邪也，大矣！”戚继光说，像唐公这样管理，锻造出干将莫邪一样的宝剑，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五、当地有二女投炉救父的传说，还有祭拜二女的小庙康姑仙祠。许多人认为这是假的，不值得祭拜。唐文灿也知道是传说，但认为二女的孝道值得宣扬，“公力辩其孝，祀之，以为塞下吏士劝。”
这样，“故闾阎无疾苦之声，文学贤良啧啧。”唐文灿提高了铁厂产量，增加了工人收入，解除了百姓疾苦，获得社会舆论的一片赞扬。戚继光认为他是国家栋梁之才，“公之长于吏事，允为国家利器。”
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他征战万里，荡平倭寇。现在，又镇守北疆，管辖从辽东到居庸关一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威震九边。他早以“国家利器”自许，也认为唐文灿有能力成为“国家利器”。
这利器是什么呢？“且往公借喻寿余，余将寿公，问客何以？客请谕以剑。”戚继光说，以往他向我祝寿，善于引用巧妙比喻。现在朋友告诉我，用宝剑作比喻向唐公祝寿。比如干将莫邪本为夫妻，因为善冶，精诚所至，锻造出以夫妻为名的一对宝剑，成为“天下至宝”。
嘉靖四十三年（1564），戚继光率军进驻铜山，与在铜山教书的唐文灿认识，作为地方士绅，肯定对戚继光有所帮助。如今在蓟镇又共同为朝廷效力，戚继光说：“公之居闽居蓟皆为将军重”。无论在福建还是在蓟镇，唐公都是我所倚重的人，如此风云际会，岂不是契合延津剑合的故事。“古者以舞剑为寿，敢请抵掌当之如何？”不必真的舞剑了，我们就以击掌当做舞剑吧！
文章末尾说：“余初夏过于冶，接公欲甚欢，因游无终之洞。”唐文灿在《重修无终洞记》写道：“今春三月，总镇都督戚公过予，予引以游洞。……万历三年岁在乙亥秋九月吉日立石。”由此可知，《寿虞部鉴江唐公序》写于万历三年（1575）秋天以后年终以前。这年戚继光48岁，唐文灿51岁。
后来，唐文灿调离铁厂，接任是一位陈姓官员，戚继光称呼他陈司空。有一次，戚继光再游无终洞，写了两首诗，其一：
“访陈司空，再游无终洞，司空以病不能从，余与方山人共登之，寄谢兼怀前司空唐鉴江。
无终有国已难寻，洞口谁为梁甫吟。
一片白云飞不去，徘徊似识主人心。（8）”
戚继光借梁甫吟典故，表达了遭受排挤，不被理解的心情。他更加怀念唐文灿，要是他在该多好，可以互相劝勉，一吐衷肠。知己难求，现在天各一方，戚继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感谢他留下这些真诚的文字，为我们呈现出唐文灿丰满的历史形象。
四、唐文灿作品钩沉
《铜山志》说唐文灿“著述甚富”，但只记载《享帚集》名称。此文集取享帚自珍之意，应该是唐文灿自选集，清初《千顷堂书目》记录该文集，作者可能在生前已经刻印出版。笔者网上检索得知，《鉴江享帚集汇辑二卷》一册，清康熙刻本，此版本可能是唐文灿后人刊刻，现藏于福建省图书馆。
《鉴江全集》，存九卷（四六初集一、四六汇辑一至八），共二册，清康熙闽漳唐氏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另有一种版本内容相同，注明“清唐察辑”，没有说明藏于何处。这应该都是唐文灿后人刊刻。
《铜山志》艺文志载：“唐文灿著《鉴江诗集》《四六汇辑》《享帚集》若干卷，山阴朱赓序，其稿以传。（9）”朱赓是唐文灿同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他为唐文灿文集作序，可见唐文灿作品为时人所重。
《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收录一首七言律诗《绿池门》，又名《节妇吟》，凭吊石鼓街节妇黄阿姐，诗云：
绿草栖尘依斧柯，蛙鸣蛙止奈愁何？
铭心自誓为贞鬼，缢颈谁云有障魔？
身没亦知名不没，石磨未必节能磨。
人生只此为真寿，头白文君岂足多。
《四库全书》明诗综卷五十六收录《大行皇帝挽歌》诗一首，全文如下：
文灿字若素，漳州镇海卫人。隆庆戊辰进士，除行人，历官广西按察佥事，有《鉴江享帚集》。
忆昔河清日，流虹叶瑞徵。
运随真主转，纪逐盛时蒸。
七世观新庙，千秋奉永陵。
耿光长照耀，史册纪中兴。（10）
此诗写给嘉靖皇帝，永陵指嘉靖陵寝，从“忆昔”看，可能写于嘉靖之后的某个时间。因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权，不是合法接班，所以成祖为一世祖，从永乐至嘉靖共历七世九帝。嘉靖后期，朝廷重整军备，剿灭倭寇，遏制蒙古，边疆巩固，海晏河清。唐文灿认为这是永载史册的中兴时期。
河北遵化学者发现唐文灿的《重修无终洞记》，其文共1325字，已在文促会会刊发表，因文字较多，兹不抄录。万历三年三月，戚继光到铁厂，唐文灿带他游览涌泉洞，戚继光建议改洞名为“无终洞”并捐银修缮。到了这年九月，修缮完工，唐文灿作文刻碑。
此文简略叙述游洞改名和修葺竣工的过程，重点描写戚继光的言行举止，他“便巾轻履”前来，匆匆忙忙离去，又念念不已，“偶一来游，不竟日逾宿辄去，视兹洞仅如云烟之涉目，乃复低徊濡恋，既去而留念加勤，不啻洞有甘露泉而挹之，难释乎口焉。”
他们还探讨了家国天下与人生追求，戚继光说，我们为官一方，如果像无终子那样无所作为，那就是失职，就要受处分，“今吾曹得摄文武之柄，倘循迹而仿之，奈失官以诖吏议何？”但是无终子不附炎趋势，看轻名利，不是庸俗之人可比的。我们若以淡泊名利的心态来处世行事，就不会为高人所嘲笑。“然彼实能蝉蜕于势利，而不以趋含汩心者，其与庸俗亦远矣！吾曹要必涵是心以御世，始可自别于俗吏，而不为高人之所笑。”戚继光这些话何尝不是唐文灿的见解，否则，他也不会刻在石碑上垂示后人。
这些史料显示，戚继光与唐文灿的交往至万历三年（1575）为止，之后的交往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特别要强调的是《享帚集》和《鉴江全集》在图书馆沉睡了几百年，若能整理出版，不仅于唐文灿研究有新史料，而且于地方史研究将有新发现。
注释：
（1）《镇海卫校注》第68页
（2）《铜山志注译》第109页
（3）黄超云校注《镇海卫志校注》第6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4）《止止堂集》第174页。戚继光撰、王熹校译。中华书局，2001年6月
（5）《镇海卫校注》第58页
（6）《镇海卫校注》第61页
（7）《戚继光年谱》第164页，刘聿鑫、凌丽华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8）《止止堂集》第83页。戚继光撰、王熹校译。中华书局，2001年6月
（9）陈振藻《铜山志》第258页
（10）《四库全书》明诗综卷五十六第23a页
20200919
附录：寿虞部鉴江唐公序
（笔者按：本文选自《止止堂集》第174-177页，山东大学王熹教授断句标点。）
公少而奇，虽治博士家语，辄娴辞令，蔚然以古文起家，计偕上国。国相大器之，试为中书舍人。纶綍之音，多所属草。视汉之直宿建礼奏事明光者，其宠重无二。比对公车，为行人，使四方，辞令日益较著。而改虞部郎，且巡铁冶之禁令，岂非汉文学贤良所愿请罢者乎？以而属公，盖亡当矣。
有客以请，公敬对曰：“不然，汉郡国有铁官，诸所愿罢者，以其为民疾苦，而与天下争利也。苟恤若疾苦，则民无害。其为利，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是在行者何如焉耳。如冶之所出刀以解牛，或折，庖丁而有馀地。斤以灭垩，必伤郢人，而能成风，岂非用之固殊哉？矧今铁官虽沿於汉，郡国择而置之。壹切军需倚办，未尝笼其利，而效桑、孔之所筦槯也。”
蓟之为冶，取诸境内，在遵化南六十里许，不待荆山之产，梁州之贡，而坚甲利兵，恒给於斯焉。日者，边鄙不耸，氓隶乐业，地不爱宝，人胥用命。认敢黾勉告劳而不佐国家之缓急乎？惟日兢兢厥职，率白徒之卒，庇护之甚周，善於鼓舞，罔有呰窳。曩之为冶者，盈缩无已时，至三所办之，亦诎。公徵其故，预一而取嬴焉。塞下吏士，本非孝子顺孙，冶人尤恣睢，孰不鄙夷之。乃日进诸生论理道，引绳墨，户说以眇论，谣俗为之丕变。故阎闾无疾苦之声，文学贤良啧啧。公之长於吏事，允为国家利器。彼以娴辞令为亡当者，浅之乎其知公矣。兹分初度冶属相率为寿，余所部署甲兵之富，利赖於公，岂不弘多？且往公借喻寿余。余将寿公，问客何以？客请谕以剑。披干将莫邪，其夫妻善冶，当金铁未流，断发剪指投之乃濡，而阳文阴缦以成，爰加淬属。水断蛟龙，陆剸犀革，忽若篲氾画涂，固天下至宝也！自吴至晋数百岁，而变化於延津，後莫测其所终。非欧冶子之所停者乎？
公之冶所，古有铁溷当抵，因二女投炉而濡固，宜化为至宝，惜无博物者过焉。後人且指为诬。公力辩其孝，祀之，以为塞下吏士劝。有事於冶，必斋宿炉旁，若鼓以洪钧，丰隆击橐，飞廉扇炭，其为干将莫耶也，大矣。盖公博物世所宗，且产於欧冶故区，延津在其境内，过而达蓟之冶，精诚之所物色，宁不与神为符者哉！虽未尝事行闲，实行闲之所藉重，如登城一麾，士卒迷惑而解围；四方有兵，则腾空飞赴以克之。不必施於剸断而後别其利也。斯其高阳之品，大阿之选者欤？
公昔寿将军，以有水陆功，而公之居闽居蓟，皆为将军重。古者以舞剑为寿，敢请抵掌当之何如？余初夏过於冶，接公欲甚驩，因游无终之洞，极其干鬲，公立石纪之。今客说剑莫测其所终，则公之寿於斯乎符矣。敢不敬诺，而借客之说以往。虽辞令亡当，窃善其意，固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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