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活着》，张艺谋导演，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不同于张艺谋一贯的运用色彩营造独特的视觉效果，这部电影始终使用着一种朴实厚重的色调，但其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使得这部影片在平凡中显现出震撼人心的张力。张艺谋试图通过这些毫无修饰痕迹的画面向我们诉说生活的平庸和无奈。 正好对应余华在小说里的那句话：“活着就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 与原著的双重叙事不同的是，电影采用的是主观介入的叙事角度，并对原著的许多情节进行了删减修改。比起原著惨烈的故事、冷静且保持距离感的风格，电影显得更为亲切温情，并且结局充满希望。 故事分为两条线索，明线是时代背景，导演为影片分的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以线型的结构形式，把人物融入时代背景当中刻画，让生与死的强烈对比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中交替上演。 暗线则是皮影。皮影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不仅作为一个视觉符号，更是作为主人公命运的缩影，贯穿全片，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见证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象征着主人公是命运的玩偶。可以说它具有美学和表意上的双重作用。 故事发生在正处在历史洪流中的中国——建国、大跃进、文革……用“以小见大”的手法，通过“福贵”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那个年代，个体的幸福被计划经济似的规定为人民的幸福，然后安排给了人民的事业。电影中多处体现这种“革命逻辑”。如镇长要拆福贵的皮影，用铁丝做炮弹，昂扬地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了！”用几根铁丝来解放台湾实在是太过离谱，可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照章办事”，然后想出另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将这虚伪的目的架空。我把这种办事的逻辑之上还有一种逻辑，便是“革命逻辑”。 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中，他用个体伦理来反《牛虻》的革命逻辑。说牛虻并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或痛苦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以此克服个体的欠然。”牛虻并不在乎革命的目的，他只是把无处宣泄的仇恨通过这种集体的疯狂的方式释放出来。“自由、民主、人民的苦难，都是为了抹去私人的痛苦借来用的口号！” 福贵亦然。他分不清自己的行为有何意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尊严，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活着比什么都强。”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其实就是时代的命运，《活着》中，有庆、凤霞、春生的个人悲剧其实是这个时代下的社会造成的。个人被历史裹狭着前进，漂泊无根，无力反抗，逐渐地被迫选择了革命的逻辑，跟随大流以寻找安全感。 这里，革命逻辑失败了，让位给“生活逻辑”。也就是福贵用一生的悲剧换来的哲理：为了活着而活着。忍耐命运给你的一切，好好地活着。 有如赖特米尔斯所说：“一个遥远的且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结构变迁也许正在形塑我们的集体生存处境和每个人的‘个人传记’。” 个体被时代命运、社会历史环境改变着，鲜有人有向命运发问的意识和勇气。但到关键时刻，人性的本质会被激发，生活逻辑将战胜革命逻辑，个体将作出忠于内心的选择。 《活着》就像一部史诗，导演也正是用以小见大的民间叙事来反讽那个曾经史诗神话式的中国，反思人性的最终回归。透过个人生活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运作、国家权力的实践以及意识形态的推广，解释执着于“活着”的普通人何以被发动起来投入到一场场政治仪式中，并改变人们的行动逻辑乃至重塑中国国民性的过程和原因。 而电影与原著最大的区别就是导演多次用黑色幽默巧妙地反讽时代的悲剧性，而不是像小说那样，用一个接一个的死亡的冰冷事实控诉社会的残酷。我想，作为观众，会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表达。当然，关于影片结局的更改，的确缺少悲剧的震撼人心。 类似的影片还有《霸王别姬》、《蓝风筝》等，它们都从小人物的故事着手探讨了个体与时代命运的关系。 活着，必然要接受死亡的洗礼、经历无数的悲欢离合，如果你无力与时代的命运抗衡，那么你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忍耐。福贵用他苦难的一生教会了我们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参考：①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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