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是指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八国联合出兵进攻清朝的战争。
按照西方的说法，这场战争是对清朝宣战的回应，目的是为了救援被清军、义和团围困的各国驻华外交机构人员，惩办屠杀各国侨民、基督教徒的义和团。
按照中国的说法，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肢解中国而发动的侵略战争。
1900年11月八国联军在清王朝首都北京的紫禁城
从法理上来说，是当时的慈禧主动对十一国宣战，导致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下了北京。
网上流传慈禧宣战的原因是戊戌变法后，各国公使对慈禧意见特别的大，要求慈禧将权力归还给光绪皇帝，这显然是慈禧不能接受的。而义和团运动的策略是“扶清灭洋”，使得慈禧认为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可以好好教训一下洋人。
其实，慈禧的宣战，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我们从晚清时期频繁爆发的教案中可以得到答案。从深层次原因来分析，发生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也是中西方文化互相排异的结果。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教会依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得以在中国建堂传教，伴随炮舰入侵而来的西方传教文化，在中国社会民族情感上产生的抵触，也是不言自明的。因此随着教会势力的深入，围绕着教会而发生的案件与日俱增，到1911年，竟发生了上千起大大小小的教案，这是晚清社会特有的现象。
晚清时期教案的频繁发生，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文化冲突。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互相排异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造成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
一、反对西方宗教的民意基础来源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捍卫者士绅集团
19世纪40年代开始，外国教会的势力以炮舰作为后盾，变外在为内在，逐渐成为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特殊力量，不仅和一般民众，而且和自视为社会领袖阶层的官绅阶级分庭抗礼，势若水火。
晚清时期，尽管儒家文化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晚清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仍然受官方的重视，并在民间拥有大量的信奉者与支持者。因此说儒家文化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当国外的传教士进入到中国传教时，人们之所以反对他们，往往是受到城市或村镇的士绅煽动。
这些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其中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真诚地遵行儒家的法则，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这个阶级之中有不少高官大吏，以维持中国传统制度为己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有维持社会安定的作用。虽然有些人认识并接受西方的知识和文化，但大多数士绅都抱着拒绝和敌对的态度。
对中国士绅而言，接受洋人讲道更被视为一种羞辱，因为讲道者的地位如同教师，谁有资格为土绅之师呢？不可能是西方传教士，这是无法接受的。
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晚清一直被历代学者称颂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著称的魏源《海国图志》中，记录了洋教士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这些西方异教恐惧性的传闻，很容易在中国社会造成一种对外的排斥。无论是否亲眼目睹，教案冲突时关于“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传言，对人们的心理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中西方宗教文化以及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经济制度的差异性
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人权思想影响。西方的人权是以个人为中心，亦即是人本为主。在中国，相对的观念与实践，是有别于人本的民本，即个人包含于集体之中，而非人权。即基督教的人人平等与儒家文化强调的纲常伦理是完全不一样。
经济制度对文化的影响。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三、捍卫儒家文化正统性的政治正确带来的影响
由于儒学文化传统在国人心中先入为主，占据了支配地位。这就是政治正确。
因此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就必须抵制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从而不问其内涵究竟如何。
这就致使晚清时期由官绅和民众掀起的反教斗争，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排外色彩和非理性化倾向。
当官绅维护儒家传统的努力与下层民众反教闹教的自发斗争相互汇聚之时，这种盲目的、非理性化的倾向也就愈加明显。
这种倾向在教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倾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新的社会条件及新的社会阶级产生出来之前，在没有科学理论及科学知识作为行动指导的前提下，晚清社会中的各阶层人士，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别无选择地只能从传统思想武库中去寻找排外反教的思想武器。
这使得运动的理性色彩明显淡化，使斗争的正义性被严重消弱，最后往往招致所有的责任者被追究和赔款的后果。
更有甚者是那些主张排外反教的人，特别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官僚，只注重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为了“弋一己之虚名”，借“正义”之名，扩大民教冲突，掀起排外运动，为己所用的目的，让正确处理调停教案冲突的思路和方法失去生存的空间，结果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例如在著名的“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在处决国内人犯的告示中说：“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以“风闻”作为证据，直指西方传教士“配药之用”，自以为聪明的挑拨目的至为明显。
晚清教案从1844—1866年的最初兴起阶段，到1867—1884年的发展阶段，再到1885—1900年的高潮阶段，教案数量呈逐年增加。直到1901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晚清教案也随之沉寂下去。
这种从捍卫儒家文化正统性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而演出的严重危害国家文化发展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与愿违的历史悲剧，在晚清的历史上重复上演。这一历史现象，实在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