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史与野史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可以结合起来找出共同点来分析。 而正史多为统治者所改，不可尽信，但是依照成王败寇的不变法则，这是必须的。 而野史也许正是因为对某事的不满和想要将真相留存的一些人，在民间流传。 真正的历史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很难确定。 从秦汉以后，就再无所谓出名的史官，当一个史官不再秉承记录真实的原则时，正史记载就注定被人质疑。 我们不知道史官是否正直，但是我们了解统治者可以替换记录自己想要看见的‘事实’的史官。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春秋的姜氏齐国在庄公时期，国政开始由权臣崔杼，庆封把持。庄公通崔杼夫人棠姜，在崔府“抱柱而歌”，崔杼借此在府中弑杀庄公。后齐晋国史官太史伯记载下：“崔杼弑其君”。为崔杼所杀，后太史伯的两个弟弟也和哥哥一样，最后崔杼无奈，只好任“崔杼弑其君”永载史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的气节在腐儒文化的熏陶之下早已荡然无存。 但是本人觉得，如果要找真相，不妨从人物传记找起。中国的文字存续几千年，语文文学更是博大精深。 要掩盖一个真相，势必要通过无数块遮羞布来掩饰，但是天网恢恢，总会在一点之上出现纰漏。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许多矛盾找出问题，进而说出我们的看法，但是要还原真相，并不容易。 如果说正史是大体历史的走向，也许野史就是真相的闪光点。 别看野史很离谱，但是不正是有了野史，我们才会更深层次的思考。 最简单的例子，‘雍正登基之谜’，野史之一说其篡改诏书。好像蛮有道理的，有理有据的，就那么一两笔改变2个皇子的命运，但是经不起推敲啊。 我们就会思考为什么康熙要选择雍正，既然他的继位是正统的，那么他有什么才能被康熙认可了呢？ 因此，野史的作用亦是很大。 可以反思，可以质疑，甚至可以借鉴的。 正史不可尽信；但不可全信；野史不可信，但不可全不信。 其实为什么要追求极致的忠奸，谁没有两面呢。 我们看重的是他的成就，他的能力。何必在意他的真实面目。 还有一个方面，正史是官方、正统；野史则是民间百姓的意愿。了解了很多历史君王，历史人物，我们会发现很多君王、枭雄如果行为太多暴虐，他的‘绯闻’也是很多的。 出身、得位、甚至子嗣都受到野史的冲击。 难道不能说明这个人物是否得民心吗？ 唐太宗李世民，在我们正史和传统文学中的形象都是很正派的，爱民如子、善待士子、从善如流等等，但是真实的是他弑兄夺位，强娶弟媳，晚年骄奢淫逸，大兴土木。 可是就在死前的忏悔，罪己。还潺潺教诲李治要做个明君。 多好啊，百姓原谅了他，继续歌功颂德，帮助他掩饰过错，污点。 而明成祖朱棣，一样是得位不正。但是为了巩固政权，大肆屠杀，诛十族，大兴文字狱。 如果不是外有武功，内政稳定的背景，早已被人千夫所指了。但是最终也只落得毁誉参半。 这难道不是文人，不是百姓的不满吗？ 史书上说的皇帝总是爱民如子，善待百姓，可是死在朱棣手中的百姓可不少。怨恨岂能用笔墨勾销！野史的传颂，理据也就出现了市场，自然就逐渐丰富、饱满。 百姓可以为了心中的那个忠臣岳飞，弄个油条（秦桧夫妇）下油锅，可以弄2个石像，一个流芳百世，另一个遗臭万年。 但是在皇帝心中，真正的忠臣应该是秦桧啊，岳飞只不过是发了十二道诏令而君命不受的奸臣。 所以立场不同，看法也不一。 谁说统治者可以完全奴役百姓，漠视史实，那些被压迫的文人和老百姓一样可以弄出个野史让统治者所谓完美的人生出现污点，出现质疑，这是人民对于暴虐的抗争。 人民的力量从古至今都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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