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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