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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逾年，授编修。穆宗居裕邸，
出阁请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
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累迁侍
讲学士。
严嵩、徐阶递当国，以拱他日当得重，荐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
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
署贤否，志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又以时方忧边事，请增置兵
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又以兵
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宜慎选司属，多得智谋才
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更各取边
地之人以备司属，如铨司分省故事，则题覆情形可无扞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凡边
地有司，其责颇重，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皆报可，著为令。拱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
勿循资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亦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
故，使众咸服。古田瑶贼乱，用殷正茂总督两广。曰：“是虽贪，可以集事。”贵州抚
臣奏土司安国亨将叛，命阮文中代为巡抚。临行语之曰：“国亨必不叛，若往，无激变
也。”即而如其言。以广东有司多贪黩，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历其余。又言马政、
盐政之官，名为卿、为使，而实以闲局视之，失人废事，渐不可训。惟教官驿递诸司，
职卑录薄，远道为难，宜铨注近地，以恤其私。诏皆从之。拱所经画，皆此类也。
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之，请于朝，乞授以官。朝议多以为不可，拱
与居正力主之。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事具崇古传。进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
书、大学士，改建极殿。拱以边境稍宁，恐将士惰玩，复请敕边臣及时闲暇，严为整顿，
仍时遣大臣阅视。帝皆从之。辽东奏捷，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
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异同。给事中
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贞吉，令致仕去。
拱既逐贞吉，专横益著。尚宝卿刘奋庸上疏阴斥之，给事中曹大野疏劾其不忠十事，皆
谪外任。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也。
译文：
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当选庶吉士。第二年授予编修。穆宗住裕邸，出阁讲经读书，高拱与检讨陈以勤同为侍讲。世宗忌讳提册立太子的事，景王没有去封国，朝廷内外很是担心。高拱在裕邸侍奉九年，教诲太子日益敦厚孝顺谨慎，陈述切合事理。太子很看重他，亲手书写“怀贤忠贞”赐给他。晋升侍讲学士。
严嵩、徐阶顺次主持国政，认为高拱以后必受重用，将他举荐给世宗。授予太常卿，掌管国子监祭酒事务。四十一年（1562)提拔为礼部左侍郎。不久改调吏部兼任学士，执掌詹事府事务。晋升礼部尚书，召进内侍房。撰写斋戒词，被赏赐飞鱼服。四十五年授予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一道进入内阁。高拱和郭朴都是徐阶推荐的。
世宗居住西苑，内阁大臣的值班房子在宫苑中。高拱没有儿子，将家搬到值班地点附近，时常偷偷出来。当时皇帝身体不好，据传很危急，高拱迅即将家全部搬出。开始徐阶非常亲近高拱，推荐他入值内阁。高拱骤然富贵，意气自负，颇忤逆徐阶。
给事中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因弹劾高拱的姻亲而处境不妙，加之窥探出徐阶正与高拱有矛盾，于是弹劾高拱不坚守岗位，移家外出，世宗病情急迫，没有看奏章。高拱怀疑应嘉受徐阶指使，大为不满。
穆宗即位，晋升他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徐阶虽然是首辅，但高拱自认为是皇帝旧臣，屡次与他对抗，郭朴又帮助他。徐阶渐渐不能忍受。而且此时以勤与张居正都进入内阁，居正也是裕邸侍讲。徐阶草拟遗诏唯独与张居正商议，高拱心中大为不平，遇上讨论皇帝登基赏赐军队和奏请皇上裁决大臣们去留事宜，徐阶都不听取高拱建议，两人嫌隙更为加深。
应嘉掌管吏科，协助都院考察。事务将完成，忽然提出有所补充。皇帝责备他症牾，下交内阁大臣议论处罚。郭朴挺身而出指责道“：应嘉没有为臣的礼议，应当编入平民籍。”徐阶向旁斜视高拱，看到高拱正值恼怒中，就勉强听从了。舆论称高拱因私人恩怨驱逐应嘉，上奏弹劾高拱。给事中欧阳一敬对弹劾高拱最为积极。
徐阶对于高拱的争辩，草拟命令加以安慰挽留，却没怎么谴责造舆论的人。高拱更加恼怒，他们在内阁相互怨恨、诬蔑。御史齐康替高拱弹劾徐阶，被罢免。因此舆论没有一天不谈论高拱，南京科道官以至于拾遗官都论及他。高拱自感不安，请求辞职，于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身份离职养病。
隆庆元年（1567)五月，高拱因为曾为皇帝先生蒙宠爱，然而性情倔强刚直自负，快意处置恩怨，终于不安于此职位而离去。不久徐阶也请求辞职退休。
隆庆三年（1569)冬，皇帝召用高拱任大学士兼管吏部。高拱完全与徐阶反其道而行，凡是先朝治罪而因遗诏被录用并作安抚的大臣，一概罢免。并上奏极言阐述“：明伦大典颁布很久了。现在任职的大臣假托诏书，凡是议论礼仪被治罪的人都被褒奖，这将使献皇在庙之灵怎样能宴享，先帝在天之灵怎么能得到思念？而且皇上年节入宗庙祭祀，又怎样面对二圣？我认为不能这样做。”
皇帝颇为赞同。法司审理方士王金等人子杀父案。高拱又上奏：“君王死于非命，不能寿终正寝，这种声名很不好。先帝在位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多岁，晚年患病，过了一年去世，寿数到了，并没有骤然的暴病。
现在称王金谋害，诬蔑先帝不是寿终正寝，天下百姓和后世的人将把先帝看成怎样的君王呢？请求下令法司更改议意。”皇帝又赞同了高拱的意见，命将王金等人减罪戍边。高拱复出，专门同徐阶制造矛盾，所议论的事都希望能中伤和加重徐阶的罪行。
幸赖皇帝仁慈怀柔，没让他终了。徐阶的子弟横行乡里。高拱任命以前的知府蔡国熙做监司，将他的子弟立案侦查，都编入边兵军籍。所有遏制徐阶的事，没有不做的。等到高拱离职，徐阶才得解脱。
高拱对政体熟谙，有经时济世的才干，所有建议、陈述都可以实施。他在吏部，想全面鉴识人才，让各部门登录官员情况，让他们选定贤愚者，记下爵位籍贯姓氏，每月索要每年的汇编，仓促举荐任用人，都能得到人选。
又因为当时正忧患边防，请增设兵部侍郎，以为总督的后选人，由侍郎到总督，由总督到本部尚书，中外更替，边将之材自然充裕，而兵事是专门的学问，没有经常的训练不能应付兵事。蓄养帅才，应该从兵部司属开始。应该慎重挑选司属，多多求得拥有智谋、才干和体能，通晓军旅事务的人，长任其职，不要调往其他部门。
日后边关的兵备和督抚的人选，都将从此选取。更应相应选取边疆的人给司属做准备，像考核部门分行省考核官员一样，这样上下之间就不会有矛盾，同时注重赏罚，以资鼓励。所有边疆有司，职责很重，不适宜让非正途的官员和贬谪者去任职。皇帝都答复可行，拟成命令。高拱又奏请把科贡和进士一起任用，不遵循资格。
他考察部中情况，大多错综复杂，不是全凭文书做出罢免提升，也不拘泥人数多少，必定告诉罢免者缘由，让众人都信服。古田瑶出现贼乱，任用殷正茂为两广总督。解释：“此人虽然贪心，却可以办成事。”贵州抚臣上奏土司安国亨将要叛乱，高拱任命阮文中代理贵州巡抚。临出发时对他说“：国亨必定不会叛乱，你去，不要激发变乱。”
不久正像他所说。因为广东省司大多贪财，特意奏请表彰廉洁能干的知府侯必登，以便肃治其他人。又说马政、盐政的官吏，名义上是卿、是使节，实际上视他们为清闲的人。误人坏事，渐渐不能教诲。只有教导官府驿道诸司，职位低俸禄少，路途遥远较为困难。适宜注重从当地选拔官员，体恤他们的私情。皇帝下诏同意施行。高拱所经办的，都是这类事。
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前来归降，总督王崇古接纳了他，向朝廷禀报，请求给他封官。朝中意见大多数认为不行，高拱与张居正极力主张授官。于是排除众议向皇帝奏请，使封官的事办成。事情详见崇古传。晋升高拱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改居建极殿。
高拱认为边境稍稍安宁，担心将士懒惰散漫，又奏请特敕边地大臣借此空闲时，严格整顿，仍然常常派遣大臣去视察。皇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辽东传来捷报，晋升高拱为柱国、中极殿大学士。
不久考察科道，高拱奏请同都察院共同办理。当时大学士赵贞吉负责都察院，意见略有差别。给事中韩楫弹劾贞吉有隐私。贞吉怀疑高拱唆使，于是上书弹劾高拱，高拱也上书争辩。皇帝不喜欢贞吉，命令他离职退休。高拱驱逐了贞吉，更加专横。
尚宝卿刘奋庸上书密告他，给事中曹大禁上奏弹劾他十件不忠的事，都被贬斥到京都之外。高拱开始操行清廉，后来他的门生，亲戚常被传闻受贿，遭人议论，皇帝始终宠爱高拱不减。
累死，多年不翻译，没有那些字词解释还真翻不出来，只有这么点。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culture, or else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emantic message. For example, the external walls of the city walls of public toilets in most of the English marked "WC" words.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English, "WC" similar to the Chinese said "Latrine, a latrine," the usage is very gentle, and should not appear in public. This large-scale use of the vocabulary is bound to bring foreign tourists to the scenic spots in our city's cultural atmosphere of doubt. In addition, a number of domestic Chinese general public language i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can not find any trace of the. If the men's room in the "pre-urine" to store the "goods sold, not to reclaim not-for-", as well as the ubiquitous "Offenders are liable to a fine" and so on. These languages is the lack of humanistic care on the individual, but also implying tha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oor quality of service. If the words of these public direct translation, very easily lead to resentment of foreign tourists, so the translation will become the root causes of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希望能帮到你了！！（我的表姐是英文教师，我叫她帮我翻译。）
入阁及首次下野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
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