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大规模引入舶来词。第一次是翻译佛经,第二次是甲午战争后引入日语中的汉语词。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引用,还有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交流过程中因为引入新的物事而引入新词汇,如琵琶、葡萄、幽默等词汇,「琵琶」源于与西域的交流,「幽默」是林语堂把humor/humour意译出来的。
因为佛教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佛经中的一些专属词汇已经侵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倘若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音译加意译的词汇,恐怕我们未必能够感知到其出处,如「业因、业果」、明显比「幽默」中国化,看一眼,联系一下上下文,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至于「色受想行识」则更的搂一眼就懂的,但其实这些词都是外来的,平常是不觉得如何,倘若把它们聚一堆,就一些不懂了。我读《心经》时就是这种感受,如果你没读过《心经》,不妨也来感受一下——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是不是有点绝望,感觉每一个字都认识,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放到一起就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了。佛经的翻译,不止给我们带来很多舶来词,丰富了汉语的词库,同时带来了诸如「如是我闻」这样的句法,强化了汉语的表达能力。
而日本这个国家跟中国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日本也是现今的非华语地区中依旧在日常生活中保留大量汉语词的国家——这是因为汉字曾是日本的主流文字,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地引入西方的科技,也将大量的西方制度绍介到日本,同时还将日本中原本没有的词汇翻译成汉语词,这些汉语词后来又被中国引入,中国引入的这一部分汉语词虽然与中国传统汉语有一些区别,但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又不涉及到宗教文化,反而更容易进入世俗生活,为寻常百姓所使用,用得惯了,也就无法分辨了。
我个人觉得从日本绍介过来的舶来词比翻译佛经时的舶来词更难让我们区分,如我们国名中的「人民」和「共和」两词,就都是从日本绍介过来的,但这两个词都是能在古籍中找到的,所以比「XX化」更具有迷惑性,更让人觉得这是中国固有词汇,但之所以不是中国所固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意思已经跟古籍中的意思完全不同了。
因此,如果要选意想不到的舶来词,当然是在佛经和汉语词中选,如果要在这两种舶来词中选一种,我选汉语词,如果要在汉语词中选一两个,我就选「人民」和「共和」。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从炎帝黄帝结成部落联盟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部落不断的组合构建民族的历史。在中国的汉语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各民族的语言成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汉语词汇,如果仔细的去分析他的话,有一部分是外来语。
当然这些外来语也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例如民族大融合,例如对外的交流等。长安自古帝王州,在西安居住的外国人在唐代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很多,所以说从帝国的首都发散出的语言信息里面,很多都包含了外国的语言。在当今关中地区,有很多词汇使用的就是这些外来语。
例如说干事要快一点的“可立马擦”或者叫做“麻利苍苍”,直接说成两个字的“麻利”,从本质上讲是一句蒙古语。他反应了关中地区被蒙元所占领的历史当中,留下的文化上的痕迹。当然是用他们的人,现在已经全部是汉族了。但是翻开这一地区人们的族群关系,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有一些小聚居地,他们居然是蒙古人的后代。
比如陕西宝鸡屈家村,很多人就是蒙古人的后裔。在陕西凤翔陈村的大海子,这里的人们盛行吃羊肉,经过历史调查,很多人都是元代在陕西凤翔做官的蒙古人后代。
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词汇,非常的文雅,但是他们也属于外来语。街头巷尾,灯火阑珊下,是一番怎样的美丽动人的感触呢。在首都北京,街头巷尾,深深的巷口,被人们习惯地称为“胡同”,其实这个胡同是蒙古语“乌弄”的转音。乌弄是井意思,当时有景的地方就能聚集起人。慢慢的乌弄被人们引申为大街小巷,例如王府井大街。这些我们都可以根据当时的环境,来得到现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