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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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
人们有时对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最终只能以是否符合这些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是一份极端宝贵的精神遗产。尽管以后历史发展中还经历过种种困难和曲折，但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个根本变化和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此后几十年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要论：遵义会议 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
1935年1月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左倾”思想问题。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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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遵义会议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1935年1月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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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
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
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作了深刻的论述。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遵义会议前，博古、李德在政治上“左倾”、军事上瞎指挥，致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直到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才纠正了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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