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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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
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
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作了深刻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