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东莞会馆
曾是康熙雍正时一位大将军的私家花园，建筑历史300年，1918年由陈伯陶捐资，筹建为北京东莞会馆。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会馆里东莞籍文化名人荟萃会馆里有康有为题的匾额，也曾是容庚避难修学之所会馆，旧时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同仁集会寄寓之用。
1949年以前，东莞设于外地的会馆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在首都北京，有一座会馆，我的祖父伦明，于清末（1902年）进京师大学堂之后，就是住在东莞会馆的。父亲伦绳叔就出生于东莞会馆。1950年，我也是在东莞会馆降生到人世。
一家数代，住在东莞会馆，对东莞会馆在着深厚的感情。2008年，北京举办了举世闻名的奥运会，为了举办这一世界盛会，北京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改造了不少的旧城区，东莞会馆也于2007年被拆掉了，但祖父、父亲一直传下来的关于东莞会馆的历史、故事还萦绕于脑际。
会馆曾是我的家
我父亲伦绳叔（曾用名伦润荣）于1919年在东莞新馆出生之后居住了40多年。祖父伦明在东莞会馆生活了30余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举家回广东，当时祖父认为北京的学风好，留父亲一人在京上学。1945年父亲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父亲较擅长绘画，年轻时，画了许多素描、水彩画和钢笔画镶镜框挂在墙上。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出于对会馆的热爱，以钢笔画的形式画了大幅会馆大厅的雄伟建筑，栩栩如生，每个棱瓦都清晰可辨，可惜画稿没有留存下来。
据父亲对我讲述和文献记载，祖父伦明，字哲如，广东省东莞县望牛墩人，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十一月），出身书香世家，光绪庚子恩正两科举人；已为广西候补知县。光绪二十八年诏旨开办京师大学堂，伦明同弟伦叙、伦绰和堂弟伦鉴等，于1902年赴北京就读，当年京师大学堂500学生中就有伦氏4兄弟，且均是举人，传为佳话。
伦明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第一期学习5年毕业。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容肇祖先生称伦明是“双举人”。伦明通晓国学、文史、古书版本、诗词等，终身酷爱藏书，并成为民国时期知名藏书家。当年，伦明在东莞新馆家中装满藏书，由于书多且堆至屋檐下。这只是私人藏书的小部分。另有400多箱藏书放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总计数百万册书，当时雇有李书梦先生专门负责看书、晒书。伦明的藏书放在最里面的四合院。在战乱时期，伦明勤于书肆、摊贩，冷落书尘中收集，收购了富家抛出的大量书籍，也赴外地买了不少书。曾从废品收购站将要化纸浆的书中抢救出一些珍贵的书，避免了部分古书籍的流失、损失，保护了国家的文化遗产。当年其同事说：伦明所到之处，常有三五抄书人随之，更有数人终年为之补书，誉其为书之伯乐。伦明在京期间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民国大学任教授。为了广揽群书，研究学问，伦明和孙殿起（又名孙耀卿）合伙在北京琉璃厂开了“通学斋”书店，经营和搜集古书。伦明把只有高小文化的学徒孙殿起培养成能辨别古书籍、版本学的人才。孙先生把稀少的登记入册，后来编写了一本《贩书偶记》很有名，成为中国古籍的目录学家。
抗战前，北京要编四库全书纯目录，因历代及清代忌讳、遗漏的书很多，需要考究。伦明收集的书很多是四库书目所没有的，很珍贵。他把自己藏书的地方（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最里边小院）叫“续书楼”，意在立志续编四库全书。据资料记载伦明藏书丰富，已够续修四库全书十之七八。早在1925年，当时教育部部长章士钊要影印四库全书，伦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看法，著论文《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主张续编为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伦明为避战乱留在广东任教，从此没再回京。伦明大部分著作是在北京的东莞会馆完成的，间断续修了一些四库全书的提要，其续编的四库全书提要，后转给历史研究院及有关图书馆。现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伦明所写的。他还著有《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续书楼藏书记》、《续书楼续书记》、《续修四库全书诌议》、《版本源缘》、《清代及今人文集著者索引》和《乡园忆旧》、七绝诗数百首等。
会馆曾经文人荟萃
上世纪20至40年代,会馆居住的东莞籍文人荟萃，如知名人士冼玉清、张伯桢、张次溪、容庚和容肇祖等。伦明和他们不仅是会馆邻居而且是挚友，为他们提供资料及帮助，交流学问相互促进。
据容肇祖教授回忆，其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26年毕业，这期间容肇祖也住东莞会馆。一次，伦明串门看到容正研究明代哲学家而写关于何心隐《爨桐集》的文章。问容：“你见过这本真书吗？”容答：“没有”。伦明说：“我有明代刻本《爨桐集》，借给你看吧。” 何心隐的《爨桐集》是明末梁夫山著的，因烧毁存世无几。容借此书抄录后又从湖北借到另一卷，以容肇祖的名义出版此书，现书名叫《何心桐集》，已再版。容肇祖之兄容庚（又名容肇庚），字希白，自小跟随四舅邓尔雅读书自学金石之学。1922年5月，时年29岁的他已拿着《金石编》初稿来到京城。受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赏识推荐，考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时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在古青铜器及甲骨文字等方面研究，容庚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1941年燕京大学关门，容庚移居到上斜街东莞新馆。这里房租低，步行到琉璃厂很近，他时常去琉璃厂寻购书画并进行研究。容庚于1946年春返回广州。由于会馆平房是青方砖铺地易返潮，他将收藏的书画100多卷轴运回广州时有部分已霉变。
在东莞会馆，教授专家合作、切磋学问之事屡见不鲜，如：1935年伦明与容庚、张次溪出资、合作编辑、影印《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卷，由伦明联系借用长汀江叔海所藏番禺赵惇夫所绘饯别图。这是一幅明代山水风景画，远山叠翠，视野开阔，岸边亭旁，垂柳树下几人挥手远眺，江面上两只船扬帆远航。此图是袁督师于崇祯元年由粤再起为蓟辽总督时同人告别之作。另附有陈子壮、黎密、傅于亮、欧必元等人题诗墨宝手迹；由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和伦明等题跋语；题签《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的是容庚书写。几位文化名人极富社会责任感，将此图诗卷影印了50本分送给图书馆保管，由张次溪赠送广东会馆一册。伦明生前已看出时代演变，曾说：今后藏书之事应属于公，而不属于私。1944年10月伦明在广东东莞病逝，享年70岁。
1947年，尊祖父遗愿由冼玉清教授介绍，原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联系，将伦明毕生珍藏的书大部分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少量藏书变现补助了家属生活。因伦明的藏书太多，逐一点数太慢，来不及逐本登记，后来把书打捆用秤论斤称来代替点数，几大卡车装了几次才把书籍运完。如今我们仍可以从改名为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中，发现以集部为多的书名下，记着伦明批校题跋的字迹。
明伦堂留置公产
烂漫胡同东莞会馆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由东莞人邓蓉镜经手购置，地址在宣武区烂漫胡同127号（原49号），系东莞县明伦堂留置公产。1932年（民国21年）明伦堂出资在北平财政局申请税契，领得第4695号建筑契。同年10月9日，在北平地方法院不动产登记，取得党字第65号据照。有青砖瓦房49间，占地2.073亩，系明代建筑。
进入东莞会馆大门，直对靠南房山墙砌的精致影壁，往右一转原有月亮门，右边4间东厢房。入月亮门南侧有5间房，房前一条较宽阔的自东向西的甬道，北侧一道通体墙分成了4个独立的四合院。此会馆原为东莞张家玉的故居。明代后期抗清将领袁崇焕和张家玉素有“东莞二烈”之称，一北一南均是抗清英雄。袁崇焕在辽东及北京英勇抗击清军后被反间计陷害含冤而死。张家玉在广西和东莞万江一带举义旗奋起抗击清军，身中数箭为不被俘虏跳水塘壮烈牺牲，年仅33岁。张家玉在崇祯十六年中进士，任授编兼给事中，就义后桂王封其为增城侯，谥“文烈”。近代名人居士叶恭焯曾书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悬挂会馆大门之上。根据文件资料：北京市王昆仑副市长办公室接到市文化局报来的广东省文物古迹处理意见，经讨论于1956年7月16日批复：“一、崇外佘家馆袁崇焕墓堂由文化局文化组接管，并保留……东莞会馆悬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纪念横额，均由文化局文化组通知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负责保管，不得丢失。”
会馆被称为“士乡”
过去许多人把会馆群称为“士乡”。旧时会馆大都住有科举产生的官宦、文人雅士、爱国知识分子等。东莞会馆就曾居住着一些务实而勤于奉献的东莞籍文人名士，如：东莞人陈伯陶于1892年探花，任国史馆协修、江宁布政使、广东教育总会长。1910年陈伯陶在东莞会馆与同乡和陈锡恭、杨东皋商议，与杨东皋订约，并由陈伯陶捐资购置了上斜街的地块建东莞新馆。他曾为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旧时收存的袁崇焕督师真像题字为“袁云素先生真像”。此像当时陈伯陶移交给广东会馆保存。陈伯陶在移交手续上盖了朱文印。1917年（戊午五月）康有为也曾为东莞会馆题额“莞园”，叶恭绰题跋：莞园为明末张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粤起义抗清，名重历史，乡人与有荣焉！每过斯园，辄想慕风徽，肃然起敬。
据资料记载：早在珠巢街的东莞会馆时，莞人就祭祀袁崇焕。该馆址在更名为珠朝街路西，现中山会馆之南侧。有一天同乡偶然从旧文章的残片中看到张家玉的诗句是在烂漫胡同居家所写，特意拜访，并以九百二十五两银购得其故居而建烂漫胡同东莞会馆。1915年陈伯陶曾在修建上斜街东莞新馆时也在后院设立了敬贤堂祭祀先贤。
会馆里的诗歌楹联
在纪念活动中文人们大都以题字写诗、对联抒发情感，至今还流传很多令人振奋的诗句楹联。如：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联：粤峤显晨钟旧里，蓟门风雨引灵旗。陈伯陶曾在东莞新馆希古堂题联：服官记二十年前，把酒论文，旧梦勿忘燕雪地；聚首在七千里外，乘风破浪，壮怀应话虎门潮。晚清进士、莞籍文人张其淦从沪旅京又联：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在东莞新馆落成时，张伯桢题联：禺山莞水，邻结两家，花间问斜街，到此应思前世事；辽蓟增城，烈传千古，芳徽贻后代，可能还忆故乡人。尹庆举也题联：已费中人十家产；此为广厦万间心。这几幅楹联曾悬挂在东莞新馆，时间久远已经散失。
1906年前后，东莞籍尹庆举是烂漫胡同东莞会馆管理负责人，尹庆举身为进士，清翰林院庶吉士，职务编修。1902年曾任广东“宝安书院山长”、“东莞学堂（东莞中学前身）名誉校长”。尹自1911年春天始负责上斜街东莞新馆修复改建的监督管理工作，8月一期完工。10月辛亥革命战事频发，尹庆举避兵回故里。居住东莞会馆的张伯桢接手负责东莞新馆修建，直到1917年东莞新馆竣工。
张伯桢，别号篁溪，是在京城很有故事的历史人物，系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赴日本留学多年，广泛支持和接触革命党人，撰写了同盟会、兴中会革命等具有很高史学价值资料；受聘两广方言学堂法学教授，1909年赐法政科举人;1912年至1928年为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1913年携家眷在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定居。1914年张伯桢应聘兼任清史馆名誉协修。那时伦明住会馆的最里院，仅一墙之隔的东院北屋住张伯桢及儿子张次溪。伦明与张伯桢是挚友，待张次溪如同父子，从小看其长大。伦明时常与张次溪探讨一些学术专业问题，提供藏书资料。张次溪也十分尊重伦明，1934年张次溪编辑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弥补了中国近代对于戏剧资料著述不足的缺憾。伦明特意为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以题数首诗的形式写了序跋；并亲自联系邃雅斋为其校印。张次溪，名涵锐，又名仲锐，号江裁。其研究北京民俗、北京史志的著作颇丰，以1951年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名望最突出。至今很多研究北京民俗典故的作家仍以张次溪著述为依据。张柏桢于1916年在北京左安门一带（现龙潭湖公园内）建立纪念袁督师庙及修缮袁崇焕墓；张伯桢之子张次溪为完成父子夙愿，于1958年8月将“张园”私家房产14.5间捐给了国家（龙潭湖公园），此后张次溪又搬回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居住。他的行动既饱含对家乡东莞的乡情又怀有深爱北京的乡土情。
东莞旅京人士的居住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东莞会馆有成就的文人大都成为高校的教授、专业人士之后这些人士陆续迁出会馆，空房只许东莞同乡及亲友来往居住。住户结构大都是莞籍文人后代和来京上学、谋生的莞籍知识分子及商人。会馆只收取低廉房租，作为房屋维修基金，不接纳外乡人。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队占领北平，上斜街东莞会馆为了防止日军入住会馆，决定将空房租借给住户的朋友和可靠人，目的是抵制日军横行，不让日军住。清代，东莞会馆作为科举试馆，民国时，会馆作为同乡居住场所，东莞县在京没有商务行业会馆。因此，当时有的东莞企业家和商人赴京也来东莞会馆暂住，促进莞京的经济往来。会馆一直沿用定期选举馆长的制度。例如：1947年东莞新馆实行董事制，由同乡推选陈宝剑、伦绳叔二人为董事；1948年经同乡选举伦绳叔一人为理事长，陈宝剑、钟亮洲、吴如林、吴松林4人为理事，负责管理馆务。据1947年11月东莞新馆统计，有东莞同乡52人住在会馆里。1956年居住的东莞同乡有15户约40人。上世纪60年代初已不存在理事长，但是我父亲仍然义务为大家计算、收缴水电费及办理公益事务。旧时，上斜街东莞新馆和烂漫胡同东莞会馆的组织形式是各立门户，分别居住及管理。两个会馆都无专门经费，所有馆舍修理及长班工资等一切开支均由住馆同乡共同分担。1948年前后两个会馆分别建有《会馆管理章程》。
据资料介绍: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会馆的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1956年东莞会馆房产随着有关规定转交北京房管局统一管理。东莞会馆的作用已被改变，逐渐成为居民大杂院。改革开放初的80年代，东莞新馆被列为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中央电视台拍摄走遍中国会馆旧事专题节目时，到东莞会馆拍摄，我凭着在东莞会馆少年时代生活记忆与了解，给他们讲述东莞会馆的历史变迁。
东莞会馆成为历史
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北京举办奥运会，许多老会馆都被拆迁、改造，东莞会馆也不例外。2006年为缓解北京交通的拥塞，要打通长安街民族宫到菜市口大街的南北道路。公路画线拆去了东莞新馆东部的五分之二。2008年5月1日穿过东莞新馆的南北道路已经通车。现在从新路边依稀看到会馆大厅的屋脊及残留建筑。近两年，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的张世光副会长约我去东莞会馆搞调查，据了解，2008年东莞会馆已没有东莞籍居民了。现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历史遗迹经过维修改造，但东莞会馆已成为过去、成为东莞人美好的回忆。
两个“百岁信封”印证百年会馆
北京的东莞会馆自清朝光绪初年创立以来，已有130多年历史了。本报也多次作过报道。为研究东莞会馆初期的历史，北京的莞籍后裔搜索过很多资料，走访过很多人。在那段以书信为主要沟通手段的历史中，北京东莞会馆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书信，令人觉得遗憾。 工夫不负有心人，日前，记者在《<收藏东莞>王晓强藏东莞近现代邮政史珍品》一书中，发现了其收藏的两个由东莞寄去北京东莞会馆的信封。这两个信封意义非凡，可以说填补了北京东莞会馆的某些历史空白。于是记者采访了王晓强，重新翻阅那段会馆的历史。
两封信寄自民国初期 这两个信封均是民国初期从东莞寄出的。一个是1912年5月16日由东莞城外脉力州天成昌寄出的，收信人是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东莞会馆的张子干。这个信封的背面有用毛笔写的“勿延”两字，字的旁边还加了两个“O”，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封很急的信，而信封背面用了三个专用的固封贴贴上。从当时的邮戳看，寄信的日期是1912年5月16日，到达广州中转的邮戳也是5月16日，即此信当天已送到广州中转了。
据了解，百年前东莞至广州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能乘上船就相当快了，但仍要半天时间才能到达。若从陆路走，仅渡口就有五六个。过去东莞有句老话：隔河千里路。从东莞到广州所费时间可想而知。此信当天能到达广州，可知邮差的效率之快。
第二封信是从篁村（今南城）寄出的，寄信者是莞邑篁村馥桂堂，收信人也是张子干。此信所写收信地址与上封不同，写的是：北京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时间是1918年经广州寄去北京。这封信信封正面收信人地址北京的“京”字和寄信人的“附”字，分别盖上篆刻方印，信封背用毛笔写上“固封”又盖上篆刻方印。可见当时的固封相当讲究。
信封透露会馆变迁
两个有历史的信封也正好印证了东莞会馆的一些变迁。
北京东莞会馆曾先后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和宣武门外上斜街设立，有“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之别。在烂漫胡同时称东莞会馆。搬迁至上斜街时称“东莞新馆”。
据悉，东莞新馆是陈伯陶1910年购地兴建，并于1911年迁入。
而馥桂堂在1918年仍不知东莞会馆迁了新址，就是说，馥桂堂与张子干的书信往来较少。
收信人是东莞文化名人
据东莞市委宣传部和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合编的《东莞现代人物》、《张伯桢》介绍，张子干即张伯桢。
张伯桢、字任材，号子干，法名仁海，又字沧海，别号篁溪，东莞篁村水围坊人。生于1877年。
1893年梁启超与韩云来莞讲学。17岁的张伯桢听了梁启超的课，开始接触了新学。1902年被聘为东莞县学堂国文教员；后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张伯桢回国后受聘为两广方言学堂教授;1910年赴北京参加廷试，被“钦点”七品京官，任法部制勘司主事，曾参与“宪政筹备处”起草宪政草案，任副主稿。后任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
张柏桢一生著述甚丰，刊刻有《沧海丛书》五辑，有《袁督师遗集》、《张文烈遗集》、《袁督师应配祀关岳议案》、《袁督师故宅志》等，又创刊《正风半月刊》，刊登考证北京历史文章。1946年张伯桢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把自己珍藏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牍墨迹，袁督师文物及佛教法物，齐白石等名人字画1300余件，全部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
二、苏州东官会馆清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六《会馆》记载：
东官会馆
在半塘，天启乙丑（天启五年，1625年）建，在半塘。康熙十六年(1677)移建宝安会馆于岭南会馆东，因武帝像不可移动，仍存之。今这义厅茶室。
宝安会馆
在岭南会馆东，国朝康熙十六年东莞商人建。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标点本《桐桥倚棹录》第88页，
据顾颉刚藏道光壬寅刊本《桐桥倚棹录》底本标点整理）
广东商人在苏州的商业活动，至少在明代已经开始，贸易商品主要是广东各地的特产。东莞商人主要贩运莞香。莞香又名女儿香，是当时女性喜爱的物品，因此东莞人多以贩香在苏起家。
明末广东大诗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莞香盛时远销至北方的情形道：莞香度岭而北，虽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气沾焉故也。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苏松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旦焚烧，号为薰月，莞香之积阊门者，一夕而尽，故莞人多以香起家。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十六《香语·莞香》）
苏州东官会馆的出现，证明东莞在明代商业已经很发达，它开了县级设立会馆之先河，它比商业著称的潮州的会馆出现有确实纪年的历史（康熙十二年，1673年，据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早5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