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明显减缓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健康发展。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个4%并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的这一比重就已达到了3.43%。然而遗憾的是，一方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对教育的财政投入的比重多年来却一直徘徊在世界最低水平线上。就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2.41%，此后虽然缓慢回升，1999年达到2.79%，2002年达到3.32%，2003年微降为3.28%。对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该年的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2.79%。这样的比重大体只相当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大旗成了不少地方政府摆脱所谓教育财政包袱的最佳理论武器。在这样的大旗下，许多地方的教育增量主要靠收取学生的学费来支撑。19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不少省区对每个大学生的财政拨款标准竟然降为每年两三千元、三四千元就是明证！在这些官员看来，在财政不投入少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取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据初步匡算，如果按上述纲要规定时间实现4%的目标，那么，迄今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约少了数千亿元左右。假如教育部门这几年多得了数千亿元投入，那该是全国人民多大的实惠！ 二是出现了种种教育乱象，部分抵消了教育发展的成果。(1)一些人高举“教育产业化”的旗帜堂而皇之地将教育变成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2)一些地方官员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不仅将其权力范围内的高中、技校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国有教育资源出让给民营资本，甚至对承担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也不放过，还提出什么“靓女先嫁”，把优质的高中、初中、小学以“改制”的名义卖掉。(3)在财政拨款不到位的情况下，教育产业化也成为一些学校乱收费、高收费的“理论根据”，甚至成为教育领域极少数人寻租活动的挡箭牌。什么“校中校”、“一校两制”、“国有民办”以及多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择校热”和巨额“择校费”等，都不过是高收费、乱收费的花样翻新。(4)教育产业化论者还片面夸大教育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所谓经济功能。在这里，神圣的教育功能不见了，只剩下扩大招生对即期经济增长的所谓“贡献率”(有专家测算，在各行各业中教育拉动消费的作用其实要排在100位次之后)。以上列举的教育乱象不仅是对教育功能和性质的扭曲和异化，也坑害着广大老百姓和学校的教职员工，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应当警惕的是，一旦容许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成为决定学生接受教育质量和程度的条件，优质教育就可能成为富裕阶层的特权，这不但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三是导致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损害。在受到教育产业化思潮影响严重的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学校功能变异，学术精神沦丧。这是对教育的根本性伤害。在这类地方，人们的兴奋点往往围绕着创收、盈利、回报、改制等经济话语，而人才培养、教学方法、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学术追求等却被置诸脑后。教育产业化引发的上述后果，虽然不是当今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流，但如果任其滋生蔓延下去，必然会严重影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会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会严重影响教育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实现。 那么，带来种种危害的“教育产业化”在我国为何能流布开来？一方面这是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的。首先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片面理解。在“接轨”等含糊其词的口号和“深化改革”等漂亮旗帜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无限扩大“市场”的覆盖领域，以为“越市场就是越改革”，不懂得市场领域之外还有一块公共领域。其次是对教育社会属性的错误理解，只看到其商品属性的一面，忽视或看不到其公益性的一面。再次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与财政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意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政府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财政要从投资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最后是对我国现阶段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缺乏正确的认识，忘记了政府投入是多元中的主角(事实上，教育法第53条就确定了这一政策：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教育的经费的稳定来源)。 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思潮也有着广泛的社会根源。这主要是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价值扭曲、诚信沦丧、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等社会问题；唯利是图的人生观、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重经济发展轻社会进步的片面发展观，以及缺乏政治鉴别力和理论水准不高等都为教育产业化的广为流布提供了极好的土壤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