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是徽州绩溪人，当年他曾把徽州人拼搏进取、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比喻成“徽骆驼精神”。1945年，他为江苏溧阳新安同乡会题写过“我们是徽骆驼”的条幅；1953年，他又为台湾绩溪同乡会题写了“努力做徽骆驼”的条幅。正是由于胡适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徽骆驼”愈来愈被世人知晓，并逐渐成了徽州人的代称。“徽骆驼”也由此成为徽州人顽强、勤奋、开拓、进取的精神象征。
骆驼善饥耐渴，且性温驯而执拗，特别适于沙地行走，能负重致远，素有“沙漠之舟”之赞誉。徽州人何以被称为徽骆驼呢？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中对“徽骆驼”的释义是：“徽州不产骆驼，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金声(字正希)抗清被俘于绩溪丛山关，他密令部属退守皖、浙边界的荆州山区，利用地形，封锁四岭，不降异族，要做徽骆驼，意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任劳任怨，跋涉不止的精神，徽骆驼之名由此不胫而走。”不过，由于徽州人爱出外经商，所以徽骆驼多用来比喻徽州的商人。胡适虽然不是商人，但徽骆驼的精神在他身上却得到了充分体现。
胡适出生的绩溪县上庄村虽然山清水秀，但却道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百年前胡适能沿着崎岖艰险的小路走进上海，漂到美国，回到北京，靠的就是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胡适虽然天资聪慧，但徽骆驼精神的熏陶促使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正是由于他博览群书，勤于思索，才使他成为国人敬仰的国学大师。作为学者，学贯中西的胡适，在文学、哲学、史学、红学、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他一生获得过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他虽然当过多年的驻美大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却始终把学术研究当做头等大事，呕心沥血地著书立说，共留下200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孔孟封建礼教，发起白话文改革运动，其《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文学革命的发轫之作。胡适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成人。他尊母孝悌，唯母命是从。他常说，与其让母亲和更多的人伤心，不如我一个人伤心。1917年，他留美回国后，即在北京大学当上了教授。当年冬天，学校放寒假后，他就匆匆赶回家乡，奉母命与未见过一面的小脚女子江冬秀完婚。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不折不扣的包办婚姻，这对于当时中国新派的第一号人物来说，与其说是滑稽，还不如说是讽刺。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娶了一位没有文化的乡村女子，难怪被当时的媒体列为“民国七大怪事”之一。据说，陈独秀曾为此当面痛骂过胡适，并要他离婚，但胡适始终不为所动。同样，这桩婚事在上庄村却被族人赞为才子佳人的佳话。胡适和江冬秀白头偕老，终其一生，的确让人既赞叹又感慨。
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是徽州婺源人，胡适虽然反对封建礼教，但却尊崇孔孟圣贤。1934年，蒋介石为了实施其“剿共”战略方针，将原徽州所属的婺源县划归江西，胡适听说后愤懑地说：“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出生地划归江西。”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徽州的热爱，对朱熹的崇敬。胡适一向主张不谈主义，特别认为不存在帝国主义，此次竟然指责这种行径是“帝国主义”的做法。1946年11月，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安徽籍代表集中在胡适下榻处，将拟定的请愿书交由胡适修改，他修改并签名后在大会上当面交给内政部长张厉生。张厉生随后同意派员实地考察，得悉此消息后，婺源各界列队游行，发传单、呼口号，甚至有人以义勇军进行曲高唱“起来，不愿做江西的人们……”，充分表现出徽州人对家园的热爱和不愿家园被任意分割的意志。国民政府看到徽州人上下团结，感觉到民心不可欺，迫于压力于次年8月又将婺源划归徽州，胡适在这次运动中以他的声望起到了他人不可代替的作用。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里，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看到花过时。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这首朗朗上口的《兰花草》人们大都会唱，可歌词的原创作者是胡适，人们却多有不知。
胡适是头徽骆驼，徽骆驼精神和现代文明的融合造就了胡适。在胡适故居的正堂墙壁上，写着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给他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横批是胡适自己的“努力做徽骆驼”。应该说，这副挽联是对胡适一生最贴切的评价，也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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