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除元末曾改称兴安府（1357—1367）外，直到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的790年间，徽州之名前后沿用长达780年之久，所辖六县也一直没有变动，这对徽州孕育出相对统一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时至今日徽商的成功仍然是社会各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徽商的成就是因为徽州，还是徽州的成名是因为徽商，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一府六县”的古徽州，历来因其境内黄山、白岳、横江、练水等秀美山川而闻名于世。不过，“万山丛中”的徽州山水虽好，但“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无疑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首徽州歌谣的作者和创作的年代了，但代代徽州人都对此了熟于心。在漫长的岁月里，出生在徽州，决非仅仅意味着品赏“清风明月”的怡然自乐，其中更蕴涵着多少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此间的几多艰辛又堪与何人说？代代的徽州儿郎在村口告别了慈亲发小，挎上行囊，越过崇山峻岭，向着他乡、向着人生的下一个驿站进发。哪蝗数十年后，他们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激荡在内心深处的仍然是这曲人生的悲歌、奋斗的悲歌：“前世不修来世修，转世还要生生徽州；多少辛酸多少泪，悲欢荣辱也轮流”。
徽州人前仆后继，硬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徽骆驼”和“绩溪牛”的精神，打造出称雄中国几个世纪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看这个市镇有多少从事商业的徽州人——所谓“无徽不成镇”也。
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这例，它的富庶繁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国时代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带有几分无奈地感慨道，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州商人在商场上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加之徽州人信仰艰苦奋斗的人生哲学——在此种情势之下，一个人才辈出的徽州便成为必然。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徽州人创造了诸多奇迹：“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十九个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当然，科场上的佼佼者并不必然意味着能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但它提供了一个标尺来证明当时徽州文教事业的成功。在考虑到当时徽州的人口若悬河不过百万（即使在今天，徽州的总人口也没有突破两百万），回过头来看好一长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星光璀璨、熠熠生辉的徽州人的名字，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徽州子弟成才率之高，确实不负“东南邹鲁“的美誉。
一个拥有极强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商人群体的出现，便函从另一个层面成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徽州商人对故土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功成名就之后他斥巨资在故乡营造华屋巨厦，畏以雕梁画栋的装饰。除此之外，徽商还关注故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散尽千金黄色建桥修路，并延揽名师兴办义学。在风水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徽州人，在社会层面也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和谐美”。
类似徽州这样自然地理条件的山区在中国也不在少数，但为何单单是徽州成就了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此中原因有二，或者可以说徽州社会经济发展由两大车轮推动：一为商业，二为文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徽州社会发展的这两大驱动力，用当下的话语业诠释，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和基础教育。徽州的经验，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徽州商人的功成名就，带动了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使得徽州在中国甚至世界享有盛名，同时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徽州社会的进步，也为徽州商人的成长造就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徽商和徽州社会就是在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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