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我的心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头牛，省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踏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踏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