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之韩国变法，是指申不害变法，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境内的一个改革。
变法背景：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展到中原一带，与楚国接壤。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地理位置使韩无扩张空间）。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
变法主张：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变法措施及过程：
第一个步骤：整顿吏治，说白了就是皇帝集权于一身，加强君主的权利。首先向韩国三大强族下手，收其特权，毁掉其城堡，将其财产充归国库，此举让政局稳定了，因为所有权利都在皇帝手上，不存在动荡一说，让韩国实力更加强大了。
第二个步骤：整顿官吏，当官受到了整治，杜绝了买官及通过关系而当官的这种现象，而是通过能力删选来选择官的，能力大你就官大，能力不行你有钱有权也别想当官，这种方式让整个国家的办事效率和办事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三个步骤：组建国家军队，申不害将贵族家中的兵全部归队于国家军队，除了国家军队其他人一概不能拥有军队，军队组建完毕后，并对军队进行了严格和正规的军事训练，整个国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军队，让整个国家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好一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就好办事了。
第四个步骤：提升百姓创造力，鼓励百姓们开垦荒地，开垦种梁，同时还发展手工业，建造兵器等让真个韩国呈现一片繁荣之势。
变法影响：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先后出现过三轮变法浪潮：
第一轮是魏国李悝变法与楚国吴起变法。
第二轮是齐威王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第三轮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燕昭王变法。
这些变法措施都涉及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基本方面。
魏国：李悝完成了魏国在经济、政治、法制领域的改革。新特权阶层篡夺果实。
魏国变法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废除世袭贵族封地制。贵族封地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民权、财政权、私兵权。周王朝的教训已经雄辩地证明，形同“国中之国”的世族封地，是古典国家最大的乱源。享有多重特权的封地世族，是变法最大的阻碍力量。吴起死于楚，商鞅死于秦，根源就是得罪了根深蒂固的世族势力。很大程度上，变法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处置老世族集团与新兴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在政治稳定和国力发展间取平衡。最先变法的魏国，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此举让魏国在变法过程中，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而称霸的实际效果，满足了魏国的发展需求。魏国新旧势力在变法中相互妥协，取得了各自满意的结果。
前面说过，国家处于长期领先地位时，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趋于僵化。不彻底的变法，让魏国同时承受了新旧弊端。新法利于布衣人才进入庙堂，而封地制的保留又让老世族阶层稳坐江山。韩非子在《孤愤》中指出：法术之士（变法者）与当涂之人（世族出身的权臣）是“势不两存”的天然政敌。这条血染的铁律在魏国没有得到直接体现。因为，李悝吴起之后，所有的变法之士都没留在魏国。不仅仅是因为政治腐败，更重要的原因是魏国社会结构严重板结化。
一个能进能退且对政局影响力极大的老世族阶层，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排挤布衣出身的新官员。而布衣出身的新官员，为了巩固自己在政坛的根基，也不得不巴结老世族阶层。久而久之，一个由老世族和新官僚勾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诞生了。老世族和新官僚结成利益共同体，其阻碍公平发展的顽固性不下于单纯的老世族阶层。任何想在魏国深入变法的人，不光要防备世族阶层的阻碍，还会被腐化堕落的新官僚阶层扯后腿。老世族不愿失去特权，新官僚不愿失去腐败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有才能的人，要么融入利益共同体，要么滚出魏国另寻出路。
跨过这个特权阶层，直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变法志士唯一的选择。但很不幸，这在魏国是徒劳的。因为魏王、世袭贵胄、新进官僚本就是一体的政治同盟。魏国的最高权力与特权阶层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商鞅不被重用，张仪被无视，范睢被迫害，甚至连王族英雄信陵君也被排挤，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志向，都威胁到了特权阶层的稳定。
这种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令魏国政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当这个利益共同体足以维持君主权力稳定时，整个统治阶层自然都不愿再承担变革图强的风险。所以，已经烂到骨髓里的魏国特权阶层，一心沉醉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雄心壮志。当魏国被拉下霸主的神坛后，国家荣辱早已被这帮子蠹虫国贼抛之脑后。魏国虽有大批尖端人才，魏国士民不乏振兴祖国的热血，但报国无门、见证灭亡已成定局。
2.楚国：吴起完成了军事领域的改革，保守世族的强力反弹，但是最终被旧贵族反扑失败。
楚国虽地广人众，潜力巨大，但无法让自身潜力转化为有效实力。楚国征服南中国诸族，有盟约称臣式的软扩张，也有武力兼并的硬扩张。这使得楚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类似周天子分封制的世族分治联合体。从春秋到战国，楚世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远超其他六国，楚国重要权力都被世族分掌。一代霸主楚庄王就曾遭遇最大世族若敖氏叛乱。虽然成功镇压，但并没改变世族分治的格局。世族们“上逼主，而下虐民”，让楚国朝野陷入内耗，无法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楚国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世族势力太强大。
战国变法最主要的反对力量，恰恰是长期分掌庙堂权力的老世族阶层。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多。庙堂决策必经楚王与几大世族领袖共同商议。世族们也往往以私家利益为先，甚至不惜勾结外国打击自己的政敌。僵化的世族分治政体，不但让楚国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让楚国庞大的人才资源白白浪费。楚世族对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阻断了平民人才建功立业的出路。若不归附世族，则一辈子有志难伸；若归附世族，顶多也只能做个门客谋士。所以，楚国士子经常外流，或入齐治学，或入秦建功。秦昭王和秦始皇时，楚受到秦打击最厉害。彼时秦国庙堂的丞相魏冉、李斯恰恰都是楚人。不变则亡，此之谓也。
吴起为了消除世族分治，推行了几个政策：其一，削减世族封地数量；其二，用“三世而收其禄”的办法限制封君的世袭特权；其三，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把旧世族封地转移到未开发地域，分散其势力；其四，裁汰因世族分治而衍生的各种虚职冗官（不急之官），削弱世族在朝中的势力；其五，“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整肃楚国腐败的吏治；其六，禁止纵横策士游说世族私家势力。这些政策招招打在楚国世族分治的要害上，如果长期坚持执行的话，楚世族会越来越弱，旧政体也会彻底瓦解。因此，楚国世族贵戚对吴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吴起推行变法的同时，也一直率领重新整训的楚军南征北战。这为变法埋下了隐患。楚悼王坐镇郢都，让世族不敢公然反对变法。吴起虽是权兼将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领袖楚悼王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一旦楚悼王去世，楚世族将毫无顾忌地发动政变诛杀吴起。很不幸，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吴起从前线赶回国都，参加楚悼王的丧礼，被世族私兵伏击杀害。
楚肃王即位后，立刻以对先王尸身不敬的传统刑律为由，诛杀了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余家世族贵戚。这对楚世族阶层是个沉重的打击。但遗憾的是，楚肃王并没能趁胜追击，像秦惠文王那样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妥协共存。直到战国末期，楚国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昭、景、屈、黄、项几大世族集团手中。
这是因为，楚国变法时间太短、根基尚未巩固，朝中的新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楚王师战力大幅度提高，但并没像后来的秦国那样出现新兴的军功贵族。各级将官仍以楚世族子弟为主。楚国庙堂也不似魏国、秦国那样，布衣之士占据各大小实权要职。楚肃王虽然重创了楚世族，但他除了吴起留下的精锐部队外，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拥戴变法的力量。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楚肃王不得不废除吴起的新政策，以争取世族大臣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权作出了更多妥协。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
3.齐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是改革土地所有制。
齐国变法以整吏治、开言路为核心，不如魏国的变法全面，也不像楚国那样激起剧烈的内部动荡。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前期，无论是政治清明度还是综合国力都名列前茅，与同样处于发展势头的秦国并肩并立。但，浅尝辄止的变法，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齐闵王后期的大败，令齐国提前退出了统一权的争夺战。艰难复国之后，齐国如同得了“渐冻症”一般，从上到下都失去了生气。齐国变法始终停留于整肃吏治层面，与其特殊的国情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整体上看，战国变法主要涉及了确立私田制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及封地制、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革新官制、军队国家化等内容。秦与山东五国的变法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可是齐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这决定了其变法只能走整肃吏治的路子。
田氏在夺取姜齐社稷之前，已经在封地内全面推广了私田制。田齐政权建立后，进一步落实了废井田、兴私田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就是说，早在齐威王变法前，齐国经济基础就已经完成升级。
打破世卿世禄制，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举动不仅能加强中央集权，还有利于吸收大量社会底层人才。齐国的特别之处在于：齐国的老世族基本上都是田齐王族，其他世族早已跟着姜齐政权一同灭亡。而且齐国虽然经常任王族人士为将相，但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袭官职。因此，齐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必推倒重来。但在封地制问题上，只有秦国采取了虚封制，包括齐国在内的山东六国都延续了实封制的政治传统。
齐国最特殊的国情，是其特有的五都制政体。五都制源于管仲设计的三国五鄙制。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分权制政体。五都大夫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他们的任免权都牢牢掌握在齐王手中。这点与郡县制的官员任免并无根本差别。设立郡县制是为了实现庙堂对整个国家的有效治理。五都制在这方面的功效，与郡县制殊途同归。既然治理目的已达到，齐国当然不需要废除五都改行郡县。
魏国丞相李悝创建了将相分权的新官制，让国君、丞相、将军相互制衡、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转效率。齐国官制从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始，就是开府丞相主政模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军事权力机构的设置。相对其他国家，齐国只需改良武将制度这部分，不用全面翻新。
齐桓公时期的兵权是齐君、高子、国子分掌。此后整个姜齐时代，都是国君和卿大夫瓜分兵权。此外，世族封地都有数量不等的私兵。这为卿大夫田成子夺权埋下伏笔。田氏代齐后，齐君收回了所有的兵权，基本实现了军队国家化。由于保留了封地制，王族大臣（如孟尝君）封地仍有数量有限的私兵。
综上所述，齐国的基础国情不同于他国，在很多方面都基本达到了变法的要求。因此，齐国可选的变革方向只剩两个：一是废除封地制，二是改革官制、整肃吏治。
可是，废除封地制在齐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田齐统治者在夺姜齐社稷时，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篡权成功后，却变得保守。为了防备他人重演“田氏代齐”一幕，齐国千方百计维持田齐王族独大的局面，以免外姓世族无法坐大。齐君虽然与庶出的王族大臣也矛盾重重，但无论哪一方都不愿像秦国那样废除王族特权。故而齐国不但不会废除封地制，还不断分封田齐王族，强化统治族群的实力。对于齐国王族来说，这是维持统治秩序稳定的最佳方式。这种做法的效果是：终田齐一世，哪怕是齐闵王被杀，齐国险些亡国的最危险时刻，都没有新的政治势力取代田氏王族。
既然废除封地制不可能，官制也完成了与时俱进，那么齐国变法就只剩下整肃吏治这个内容了。事实上，齐国变法始终停留在整肃吏治层次，与五都制政体特点是相符的。“五大夫理政+齐王监督考核”是这种分权制政体的基本运行方式。想保证政治清明，只需要加强整顿吏治即可实现。五大夫的任免权虽然握在齐王手里，但都邑的自治权很大，很难像郡县制那样举国一法。列国变法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模式，而齐国政体建立在分权基础上。两者运行原理差别较大。所以，齐国不肯花大力气去触动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饬吏治上。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齐国后期整肃吏治乏力，广开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虚设。
由于国情根基不同，齐国要彻底变法的话，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可照搬。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废除封地制都是最重要的一步。齐国虽不是直接败给封地制，但封地制让齐人更加自由散漫，无法拧成一股绳。当秦军进逼时，齐国虽有抵抗的声音，但投降派意见占了上风，主战派也没有自发抗秦。一盘散沙怎敌滔天巨浪？假如齐国能废除封地制的话，完全可以在五都制政体基础上，走出一条与秦国不同的变法路子。可惜的是，齐国统治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以实封制壮大王族势力的特殊统治方式。这从根本上剥夺了齐国彻底变法的可能性。
4.韩国：术治的异化
韩国变法与秦国大体同期。当时韩国的实力比秦国还要强一些。但两国日后拉开的差距却是最大的。作者借申不害之口，归纳了两国国情及变法方略——“秦国穷弱之邦，变法之首要，当在富民强兵。做此大事，变法立制为第一，术有何用？而韩国不然，民富国弱。因由在贵族分治，官吏不轨，国君无统驭臣下聚财强兵之术。当此国家，整肃吏治为第一。惟其如此，术有大用。”（《黑色裂变》）韩国基础不差，但世族势力架空王权，官场腐败成风，导致国家不振。因此，申不害变法走术治路线，以实现加强王权、净化官风两大目标。这个思路无疑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韩国获得“劲韩”之名）。但申不害术治理论的局限性制约了韩国彻底变法。
申不害认为大臣专权、闭塞君主视听，是导致国家被窃取的最大隐患。“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申子?大体》）。他的术治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安危重在权力稳定——权力稳定在于察奸除害——察奸除害需有知下之明——知下之明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就是术——用术驾驭群臣，赏善察奸，令官吏不敢作奸犯科，就是术治。《韩非子?定法》对术治的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希望通过术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国家出现“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虫奸佞。结合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强化监督的做法是很必要的，无可厚非。但申不害过分强调术，忽略了最基本也最关键的法律制度。
韩非子批评申不害有术无法，可谓一语中的。申不害虽然运用驭下之术帮助韩昭侯遏制世族，也改善了吏治，但并没有用制度来巩固成果。韩非子称申不害是“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总之，申不害作为法家名士倡导以法治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确立统一的法令准绳。管理学中有个“手表定律”，说的是看一只手表能确定时间，当拥有了两只或更多的手表时，反而无法确定时间了。混乱而矛盾的法令，让人们无所适从。久而久之，人们不会再以相互矛盾的法律为行为依据。新法不被遵守，改革必然流产。不以新法为基础的术治，最终使得整个韩国陷入全面阴谋化泥沼。
申不害说：“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申子?大体》）所以，韩国统治者通过在群臣之间制造争斗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群臣勾心斗角，就不会团结一致对付君主了。群臣为了谋求更大权势，纷纷揣摩上意，阿谀逢迎。于是乎，君主就牢牢控制住了臣下。术治的异化，剥夺了正派人士在韩国的生存发展机会。韩国工匠流失到秦国，促进了秦国摒弃制造业的发展。水工郑国只能以间谍身份入秦施展自己的才华。烂到根里的韩国君臣只惦记着自己的小算盘，哪里还会想到要彻底变法？
韩国最辉煌的战绩是灭掉了郑国。这对韩国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韩国获得了申不害等原郑国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智术的郑文化也给韩文化打上了极深的烙印。韩国灭郑之后，疆域扩张不少，但发展空间却同郑国一样有限。韩国北部和东部跟当时的霸主魏国接壤，没法向东扩张。南边是庞大的楚国，若无魏国支持，很难叫板。西边是当时七雄中最弱的秦国，但魏国占据河西地和关中东部，让韩国难以从攻秦中得到实利（另，从霸主嘴边抢肉是一种玩火行为）。韩国能扩张的目标就是周室三川地区。韩国想进一步发展的话，需要用巧妙地斡旋从齐楚魏夹缝中争夺淮北泗水的沃土。夹缝中求生存的环境，进一步激发了韩人对智术诈谋的推崇。申不害术治变法就是立足于这种文化土壤。但术治理论的先天缺陷，令申不害以术督察群臣以法治国的意图完全落空。申子之术反而沦为韩国君臣勾心斗角的思维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申不害变法没能躲过外来战争的干扰。魏惠王制定了灭赵灭韩、一统三晋的战略方针。变法后的韩国虽有“劲韩”之名，但实力仍与超级大国魏国相差甚远。齐国在马陵之战中战胜魏国强势崛起，代价就是韩国被魏国打残。此后，韩国放弃了富国强兵的努力，再也不提变法，而是致力于以权术外交腾挪出生存空间。这当然无法改变列强对韩国的蚕食，但韩国庙堂宁可丢土失地，也不愿抛弃阴谋权术之道。韩非子对国家弊病洞若观火，故而总结了法术势一体的新理论，以指导韩国变法。但天下大势已定，韩国就算想变法，也为时晚矣。
5.赵国：只差最后一步
赵国变法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后的赵惠文王、赵孝成王都是新制度的继承者。在变法过程中，第一代发起者（如秦孝公）和第二代巩固者（如秦惠文王）的作用最为关键。赵武灵王相当于秦孝公的角色，赵惠文王相当于秦惠文王的角色。透过他们的举措，我们不难找出赵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6.燕国：缺乏指导思想
古老而弱小的燕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燕昭王与乐毅经过28年励精图治，联结诸侯，竟然差点吞食了齐国这条东海蛟龙。这场战争史上的奇迹，根植于燕国唯一的一次变法。用不同的角度看，燕国变法与战国其它的变法有不少相同点。燕国变法爆发出的能量，可与赵国的胡服骑射相媲美。燕国和秦国的变法都始于向天下求贤。魏齐两国变法都没有杀功臣现象，燕国也同样。可惜，燕国的变法成果和楚国一样，只持续了一代。更可叹的是，燕国和韩国一样，战败之后越来越弱，再无任何出彩之处。有燕昭王榜样在前，为何后几代燕王却不思进取？燕惠王战败后，为何不能痛定思痛，复修昭王善政？这与燕国变法一个独有特点关系很大——缺乏指导思想。
燕昭王变法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对齐国复仇。他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后余生的燕国实力不足，所以燕昭王采纳处士郭隗的意见，修黄金台向列国求贤。此举可谓惊世骇俗，与秦孝公发《求贤令》的做法殊途同归。诸葛孔明的偶像乐毅，也由魏入燕，官拜亚卿，主持振兴燕国的新政。史书对燕国变法记载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燕昭王和乐毅必定吸收了之前列国变法的成功经验。否则，燕国就不会从废墟演变为“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之邦。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愍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六岁。”这个巨大的胜利已经是战争奇迹，如果能灭掉最后几城，燕国将直接进化为新的超级大国。可惜，燕昭王还没看到这一天就离世了。即位的燕惠王一直与乐毅不和，撤消了他的兵权。乐毅于是出走赵国。再往后就是脍炙人口的田单火牛阵。
燕惠王被田单打败后，追悔莫及，想请回乐毅。但乐毅坚持留在赵国。不过，乐毅在回信中向燕惠王建言道：“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所谓燕昭王的“余教”，就是二十八年的变法国策。乐毅希望燕惠王能继续变法，复兴燕国大业。但很显然，乐毅也知道他不是那块料。果然，燕惠王在位期间毫无建树，任由燕国继续走下坡路。话说回来，燕国新法的根基本身就不牢固。燕惠王做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合，上台后又不遵循先王余教。这足以说明，变法思想并没成为燕国朝野的共识。
魏国变法以李悝的政治经济思想为指导，楚国变法以吴起治国方针为指导，齐国变法以人才国宝论和慎到势治理论为指导，韩国变法以申不害术治理论为指导，秦国变法以商鞅法治理论为指导，赵国变法以胡服骑射的强军纲领为指导。唯独燕国没有成体系的思想指导变法，只是借鉴了具体经验。秦孝公推行变法前，组织了一次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大讨论。赵武灵王变法前，也与反对者展开了政道大论战。他们通过这些方式让变法理念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朝野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何，秦惠王杀商鞅而恪守新法，赵武灵王之死没有引发守旧派复辟的根本原因。魏文侯、秦孝公、赵武灵王担心子孙后世不能坚持新法，千方百计地巩固变法成果。而燕昭王只管国力和军力够不够发动破齐之战，只要有利于复仇，他可以采纳任何意见，不问所以拿来就用。至于改革成果会不会流产，不在他考虑范围内。所以，他忽视了向接班人（燕惠王）灌输变法意识的必要工作。这直接导致乐毅功亏一篑，更让燕国霸业后继乏力。
在燕惠王兵败撤退后，燕国固有的迂政风气重新抬头了。燕国闹出过战国唯一一例“禅让”事件。燕王哙想效法尧舜禅让贤臣，博得一个圣王美名。结果被野心家子之篡权，引发燕国内乱，招致齐国入侵……正是这桩国耻，激起了燕昭王图强复仇之心。当复仇完成后，燕国顿时没了发展目标，变法强国的热情也自然消失了。就事论事，燕国虽然功亏一篑，但毕竟掠夺了齐国“八百岁之蓄积”，仍有重塑辉煌的本钱。可惜，由于缺乏成体系的指导思想，燕国变法十分粗浅，既没有留下一套全新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传统。乐毅和燕昭王之后，燕国无人具备天下视野，也不再有哪怕半点革新再造的意愿。如此一来，燕国只能是回归迂政老路，等待灭顶之灾的到来。
戊戌变法的变法背景：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同时期有
魏国李悝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
楚国吴起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