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背景
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到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从到封建制社会的过度到确立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政治上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破坏；经济上
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军事上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展开日益激烈的争霸战争。在这样的大变革时期，各诸侯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追求发展，七雄先后进行了大小规模的变法运动。
各国的变法情况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其一齐国变法
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了两次著名的变法，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时期，当时的齐国国内经济萧条，国库空虚；外部各邻国之间的战乱不断，对当时的齐国也是凶相毕露，可谓是内忧外患。
齐桓公即位后，开始启用
管仲展开了变法运动。
管仲从行政、军事及经济三个方面实施改革，政治上加强君主的统治权，使全国形成一个整体。军事上通过狩猎的方式来训练齐国的军队，提高齐军的战斗力。经济上施行“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根据土地的好坏程度的不同，来征收不等的税收，大大提高了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发展商业，使齐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并繁荣起来。
与此同时，管仲主张的外交政策也是相当成功，联合各诸侯过共同抵御外族部落对中原的侵扰，致使齐国在诸侯各国的地位大大提高，齐国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但管仲的变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管仲反对诸侯兼并，就连齐国扩大土地也反对，归其原因是管仲志在复姓周室，结果导致了齐国在那个时期由于变法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齐国的第二次变法是战国的齐威王时期，齐威王在位之时励志革新政治，发奋图强。为了整顿吏治，齐威王重视调查研究，抓住正反两个典型，提拔正面典型，对反面典型处以极刑，杀鸡儆猴。如此狠抓根本，使齐国“大治”。此外齐威王接受宰相邹忌的意见，以超乎寻常的胸怀,用重赏鼓励臣民进谏。
同时齐威王十分爱惜人才，兴办
稷下学宫招揽天下人才。邹忌为相,田忌为将,淳于凳主客,
孙膑为军师。其余秀才杰士皆使其备尽其能。在他们的治理下,齐国“粟如丘山”,甲兵万乘,“最强于诸侯”,遂取魏之首强地位而代之,“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到
齐湣王时期，由于齐湣王的骄傲专横,用兵太急,惹得天怒人怨，被燕、秦、楚、三晋联军杀得一败涂地。滑王走死。国势骤衰，未出三世,拱手而降秦。
其二魏国变法
魏国是
战国七雄当中第一个变法的国家，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开始变法，拉开了战国变法的序幕。李悝的变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司法制度四个方面。经济上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充盈国库。
大力发展农业，兴水利鼓励农民耕种。政府调控粮食价格，防止商人因抬价压价伤害农民，极大的稳定了小农经济，致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国家的直接原因。政治上削弱世卿世禄的制度，从根本上动摇奴隶主的各种优待，称世卿世禄为“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方针，把禄为授予有功于国家的人。
军事上启用
吴起来训练士兵，吴起通过严格的挑选，训练及考核士兵，考核通过的士兵会免去一家的徭役，奖励土地房屋等政策。使魏国士兵的战斗力瞬间强大起来，强大的魏武卒致使“秦兵不敢东出，韩赵宾从”。
司法制度上李悝重在建章立制，编著《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可是，魏国的变法使魏国的老世族感到害怕，他们不愿意跟从变法的浪潮，排挤吴起等布衣出身变法改革派，最终逼走他们，造成人才大量流失。即便有些实力,因无贤才驾驭,亦不得很好发挥。于是江河日下,当年堂堂七雄之首,终沦为秦之郡县。
其三楚国变法
楚国变法是在楚悼王继位的时期，当时楚悼王任用投奔楚国的吴起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活动。吴起将魏国李悝变法的经验与楚国的国情结合一起，从以下几点展开变法。一是统一楚国的风俗，“罢无能，废无用”减无用的行政人员，来减少国家的开支，禁止私门请托，鼓励克己奉公。
二是夺取贵族的特权，停止国家对疏远贵族的供给，将国内的贵族搬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三是拒绝参与和其他国家的结盟活动，禁止
纵横家入楚游说。四是将楚国落后的
建筑法“两版垣”改为四版筑城法，加固出国国都的城防。
以上变法内容收效最快的是强兵之计，短时间没能筹集到大批军费，再加上吴起练兵有方，很快“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大振楚国军威。但他的方法只能应急，没有鼓励农业生产来增加国库收入，也没有优待农战之民来培养崇尚武功的民风。百姓并没有在变法中看到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希望之光，故新政对楚国百姓无切身利益，遂形同无根之草，遇风既倒。在加上变法时间短促。楚悼王去世后，吴起受到了贵族的反扑射杀于王宫之中，他的变法也随之失败。
其四韩国变法
公园前375年，韩国吞并郑国迁都至
新郑，当时韩昭侯看到他国通过变法强大起来后，心里很是焦急，于是在公元前354年任用申不害为相，展开了韩国的变法。申不害开始“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以“术治权谋”来治国。
其术治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张君主治国理政必须明法察令，二是主张国君集权于一身，用来“独断”，把官吏的设置、任免、考核、赏罚、及生杀之权都掌握在手中。申不害的术治加强了君王的专治，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国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而且申不害竭力与强国之间发生冲突。
外交上的的灵活换来了韩国长时间的和平，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然而申不害的变法注重术治，未能像同一时期
秦国商鞅变法一样，为国家打下富强之根基，结果如同吴起一样人亡政去。
其五燕国变法
燕国与其他六国不同，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法。在战国的中后期燕王哙为了跟上变法潮流，改变弱势的局面，竟然效仿尧舜将王位让给丞相子之。然而这一举动由于步子迈的太大，大大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力，致使社会动荡不安。
再加上子之并不是振兴燕国的贤才，将燕国搞得乌烟瘴气，差点亡国。经历过燕国亡国危机燕昭王即位后励志一雪前耻，振兴燕国，决心改革政治，发奋图强。开始燕昭王开始不惜代价招揽天下人才，招来
乐毅、苏秦、邹衍、剧辛等人才，使燕国拥有了图强的宝贵资本。
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燕国终于由弱转强，拜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三晋共同伐齐，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同时东却胡，灭中山，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军事胜利。但好景不长，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这个君王昏庸无能，逼走乐毅，大量人才流失或被陷害，导致燕国走向了衰亡之路。
其六赵国变法
在七雄中，赵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战国的后期，
赵武灵王即位，当时秦、齐两国正在改革，势头正旺，不断侵略赵国。赵武灵王胸怀大志，决心整改军队强国，学习胡人的穿着和战斗方式，提出“胡服骑射”的思想。
起初变法因赵国大臣们和王室瞧不起异邦风俗的封闭性傲慢心里，遭受到极力的反对。经过赵王的艰苦耐心地劝说，分析利弊，赵王的“胡服骑射”才得以全面推广。此后赵国组建了战斗力最强的兵种，使赵军的战斗力迅速提高，成为了在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抗衡的力量。
但是赵国变法忽略了军事改革应该和政治、经济改革配套而行，长期不注意法制和官制的健全，尤其在政治结构上，没有吸取赵国历史上王位争夺的教训，防止祸起萧墙。赵武灵王死后，赵国由于“胡服骑射”的余威，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依然强劲，但政治上一直没有多大进展。封君专权,太后用事，旧贵族左右朝政，忠臣良将屡遭贬斥，最终还是为秦所灭，使武灵王的努力和向往灰飞烟灭。
其七秦国变法
秦国变法实在
秦孝公时期，当时的秦国在政治、军事、文化都远远落后山东六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募商鞅，并在两年后开始变法。商鞅的变法主要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鼓励军功，使升官和军功结合起来；二是编定户籍，实行连做法来维护社会治安；三是奖励耕织，重本抑末，发展经济。四是“燔诗书而明法令”也就是加强思想控制来稳定新法。
后来商鞅在次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使秦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得到了发展，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给商鞅冠以某犯的罪名，被新君逮捕处死并“车裂”其尸。
但秦国的后继君王并不糊涂，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没有改弦易辙，使秦国的国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国变法在战国时期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但是相比其他六国，秦国的变法是最全面、最坚决、最彻底的，以至为
秦始皇统一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结：
纵观战国七雄的成败得失，凡是取得成果的可以总结一下几点：其一最高领导层必须有长远的眼界，和谐一致，具备振兴国家的思想包袱和改革的决心。其二不惜代价吸引人才，使国家拥有改革图强的发动机。其三重视吏治严肃法纪，强化行政功能。其四善于结合本国国情找出国家短板和走向富强的主要矛盾，使新政取得社会信誉，轻易不被逆转或取替。
其五通过新政使国家百姓切身体会到改革带来的好日子，做到取信于民。其六外交上使用灵活的策略，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战争中，争取相对和平，为变法改革提供充裕的时间。凡是与以上六点做法相反或不足的，要么仅功收一面，难以打下富强之根基；要么只强盛一时而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