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元初回溯书法家的概况是崇尚复古风，所以逐渐的，篆书，隶书逐渐变少。元代蜀国的发展以元代书法为基础，以元代书法教育为重点。回归古典书法潮流为元朝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篆学研究的深入为元代的发展提供了学术保障。熟悉这类书法的书法家为元朝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1.唐代以后书法的历史过往
唐代以后，很少有书法家对书法产生兴趣。从唐末到370年代初，只有少数人因为其头衔而闻名，例如徐铉，郭忠恕，梦英，党怀英。其原因可能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篆体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非常古老且严肃，无法随意发挥个性。而且，宋人对于书法比较崇尚兴趣。
2.元代以后的书法历史
在元代，对书法的重视集中在上一代书法上，书法得到了发展。书法受到元朝以前的金朝的影响，并继承了颜真卿，苏轼和米芾的其余部分，流传下来的好书法也很多，许多人对古代名人的著名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认真研究，并且在研究了古代传统之后，“拓谷重建”能够恢复和发展晋和唐的传统规律。自南宋以来，由学者的“趋时贵书”形成的所谓的“恶札流饰”开启了元朝的书法风格。因此赵孟頫被称为元朝的开拓先锋，元朝书法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基于古代大师的传统方法的继承，扭转了南宋以后书本风格的衰落。元代的剧本和戏剧的表演更为突出，而楷书、隶书等书籍则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但仍然使用的人较少。
3.元代书法的最终结果
在倡导复古的过程中，早期的书法家赵子昂认为宋朝的书法已经结束，但是由于政治的开放，书法家们以自己的思想书写并以明朝的名义出现，为融合多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原始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征服汉族，汉族的文化征服了一些少数民族。元代书法家十分重视复古，使各种书籍得以全面复兴。魏晋后很少使用隶书，但在元代以后又盛行，元代有许多人用隶书，几本书中还出现了草书书法。从赵子昂开始，诗歌，书籍和绘画的结合是艺术形式的突破。
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政权以骠悍的金戈铁马席卷南宋王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少数民族对全国的统一。统一之初的蒙古贵族实施了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将全国各族人民强行分为四等，迫使他们服从于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乃至语言，使之成为超越任何一次政权更替的文化灾难。但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当然不是一个异族能轻易摧垮的，汉文化独有的学术、艺术等最终还是随着汉民族一起，坚强地保存和延续下来，并使蒙古贵族也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政权在全国逐步得到巩固，统治者都会很快明白“天下虽得之马上，却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蒙古政权也一样，“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①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观念，走上尊经崇儒，兴教立学，科贡并举，延贤招隐的治国之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传统汉文化得到一定存在、延续的空间，只是异族本质上对汉文化的恐惧和卑视，使之只能在维持旧规上下功夫，从而使复古之风成为元代文化发展的主流。
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入仕元朝的宋宗室赵孟頫，明智地选择了政治上碌碌无为，文化方面恢复传统，极力倡导复古。在书法方面，北宋书法虽崇尚晋唐书风，但南渡后模拟当代名家成为一时风气，宋高宗虽然有上溯魏晋的思想，却未能扭转局面，只是复古的暗流却潜藏了下来，到了元初，赵孟頫不失时机地提出复古的艺术主张，复古遂成为有元一代的书法主流。
元代书法复古是全面的，各种书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得以恢复，并被渗入新的精神内涵，赋予新的内容和价值。同前代相比，元代书法虽然较偏重于行书，但其他书体如楷书、隶书、章草、篆书也都受到书法家们的重视，得到发扬，特别是衰微已久的篆书，在赵孟頫复古思想的号召下，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从元人为我们留下的大量传世作品看，元代书法家在篆书上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一、元代篆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唐代以后，书法家少有问津篆书者，由唐末到元初的370余年间，能以篆书名世的也仅有徐铉、郭忠恕、梦英，党怀英等几个人，其个中原因恐怕是与篆体在当时人眼中十分高古、严肃，不能随意发挥个性有关，况且宋人书法崇尚意趣，这种意趣的崇尚又易于在任性恣情的行草书中体现，故以苏、黄、米等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家中，除米芾因好古偶涉篆书外，鲜有用心于此道者，特别到了南宋，书法家又多乐于追随时风，篆书一道自然更人问津了。
在两宋时期，虽然篆书字体少人实践，但集录金石铭文、古印谱乃至收藏金石古玩却是十分风行的。在这一时期，关于古文字的著作十分丰富，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王厚之的《钟鼎款识》、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都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著作，也表明对于古字体，宋人的研究还是十分深入的，而随后篆书在元代复苏并蔚然成为风气，是有着十分坚实的学术基础的。
（一）全面回归古典的书法风潮为元代篆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元代篆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书坛的恢复古法、崇尚古法、托古改制的书学思潮。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书风发生了巨大转折，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成为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由于崇古的艺术审美立场，赵孟頫主张“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②他在书法上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广涉行、楷、隶、篆、籀、章草、今草诸体，从而影响到各种书体在元代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篆书名家亦不乏其人，形成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节，并进而影响到清代篆书的再一次复苏。
（二）篆学研究的深入，为元代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保证。元代的篆学研究承接宋人的优良传统，且有所发展，与同时代的书学思想一样，复古仍是其唯一的指向。元代有关篆学的重要著作有赵孟頫的《印史序》，杨桓的《六书统》、《书学正韵》，吾丘衍的《学古编》、《周秦石刻音韵》，周伯琦的《六书正讹》、《说文字源》，应在的《篆法点画辨决》，吴睿的《汉晋印章图谱》等。元代重要的篆书家，大部分都有相应的古文字学著作，所以说元代的篆书发展，是与当时的古文字学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而这种影响，使元代的篆书创作开创被纳入到文人书法的轨道上。
（三）元代书法教育中对古文字的重视，使元代的篆书发展拥有了人才基础。元代的书法教育可分为官办、私办及家庭传授等几种形式。元代的官办学校还是较为完备的，虽然书法在以儒学教育为主的学校中没有系统的要求，但作为读书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书法教育从来都是不被忽视的，且古文字也是学生必修的课目，《元史》载：“成宗……五年，大都提举学校所举安西路张秦山、江浙首举张升甫……皆以其天资颖悟，超出儿辈，或能默诵经文，书写大字，或能辍辑辞章，讲说经史，并令入国子学教育，惟张秦山尤精篆籀，……时人以远大期之。”③由能书大字、精篆籀而被视为“天资颖悟，超出儿辈”并举荐入国子学学习，可见元人对篆籀的重视，自然也就提高了其他学生学习篆籀的兴趣。
元代一些南宋遗民不愿出仕，往往办私学来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些私学虽以传授程朱理学为主，但对书法都比较看重，河南内乡的博山学院等，都是由一些书法学养很深的学者出任山长。特别是吾丘衍，隐居陋巷办私学，传授篆籀之法，并编写了《三十五举》等专门教授篆书和篆写印文的教材，在他门下，出现了吴睿、赵期颐等篆书名家，成为元代篆书复兴的主要力量。再有就是在家庭中书法传授也十分普遍，如在赵孟頫的传授下，其子赵雍，其侄孙赵肃等都能以篆书名世。而宫廷中的书法教育则更直接地使元代统治者受到良好的书写教育，曾供职于奎章阁、宣文阁及翰林院的书法家中，如赵孟頫、虞集、周伯琦等都是写篆书的高手，故在促进元代篆书的发展上意义更大。
（四）书法家的兼擅诸体，为元代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展示机会。历代书法大家，皆能兼善多体，在元代，尤以赵孟頫为代表，《元史》称其：“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④其他如虞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⑤钱良佑：“篆、隶、真、行、小草，无不精绝。”⑥俞和“篆、楷、行、草各臻其妙。”⑦周伯琦：“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⑧张范“能大小篆、隶、行、楷，皆遍遒劲有体。”⑨李詗“尤善书，自篆、隶、草、真皆精诣。”⑩钱逵：“才气飘逸，真、草、篆、隶不失规矩。”⑾陈绎曾“真、草、篆、隶俱通习之，各得其法。”⑿赵雍“工真、行、草、篆。”⒀陈友“好古博雅，真、草、篆、隶皆有法。”⒁缪贞“善篆、隶、真、行书。”⒂书家兼善诸体，自然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特别文人书法家，能善于古文字书写，不仅是其崇古的表现，也是他们能得到社会重视的重要因素。
（五）文人篆刻的兴起，为元代的篆书发展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元代的文人篆刻，从传世资料看，能自篆自刻的虽然只有王冕、朱珪等数人，但文人自篆印章的却不在少数，特别是赵孟頫、吾丘衍二位大家积极从事篆印活动，促进了元朱文和仿汉印这两类印式的确立，完成了文人篆刻的基础工程。其他长于篆书的书法家也乐此不疲，如虞集曾为奎章阁篆写“奎章阁宝”、“天历之室”，周伯琦为宣文阁篆“宣文阁宝”，他们更多的篆写自用印，如吴睿所用的印章，即全部出于自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篆书在元代是被广大士人所注重的，他们的艺术实践促进了元代书法诸体并重的形成，使之出现共同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