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先生的《相宅》一书中，记载了1902年章太炎与孙中山先生的一次深入交谈。当时，两位先生因参与反清活动而流亡日本，相见后彼此倾心，共同对中国未来的光明前景抱以极大信心。章太炎提出，若建立新国家，首都宜设于南京，但孙中山持不同看法。
孙中山先生认为，尽管南京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且靠近海岸有利于发展，历史悠久，但地理位置过于偏东，不利于对全国的统一控制。因此，他提出了三个首都选址的建议。
首先，他建议选址于湖北武昌：“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襄樊以镇抚河雄，铁道既布，而行理明竖明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孙中山认为武昌思想开放，是最早推广新式教育的地方之一，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武昌起义的事实也证明了孙中山的远见。
其次，他提出定都西安：“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孙中山指出，武昌适合统一全国，而西安则有利于镇抚边疆。历史上，中国常受游牧民族侵扰，定都西安能加强对边疆的管控。
最后，孙中山提出新疆的伊犁也是一个理想的首都选址：“谋大洲则伊犁”，“若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足，然若欲为亚洲共主，又嫌狭窄，当迁都伊犁”。孙中山的这一考虑显露出其深远的战略眼光。
然而，尽管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这些建议，民国还是在1912年定都了他不看好的南京。这是因为武昌起义后，武汉失守，南京成为了最合适的首都。北伐战争后，南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称为“首都”的城市。虽然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想法仍然具有创新性，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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