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思维方式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活动方式，是思维主题按照自身的需要与目的，运用思维工具去接受、反映、理解、加工客体对象或客体信息的思维活动的样式或模式，其本质是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工具三者关系的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结构，中国古代的思维，从前商周，春秋时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强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思维模式。
对思维对象的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倾向，将宇宙万物理解为一个整天整体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整体功能。在哲学中表现为“观象取物”的思维模式。以象征和类比来把握认识对象。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一”来把握而不去进行分析的研究与认识。在构建思维方式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表现为直觉性、经学性的倾向。直觉性指思维过程中依靠个人的直觉与体验。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做出认识。无逻辑过程，也无思维的连贯性，完全依靠思维主体的感觉。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庄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主“坐忘”。禅宗的“直指本身”等。对事物的直觉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极其重视个体的直觉，个体通过经验、玄思，体悟得来的观念被认为是不可怀疑的，不需要通过外界客观的标准来评论的。但个体的经验、体悟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经历到的体悟到的就很不一样。由于排斥客观的评价标准，那么，每个人的观念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也都可被谈为是错误的。这与科学追求真理的确定性大相径庭，于科学的进步是极为不力的。
而近代科学则是建立在概念的明确定义，严格的逻辑推演，数据的精确测量的基础上的。这与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方式格格不入。概念定义的模糊，推理的非逻辑，结论的似是而非。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群经之首的《易经》仅2万余字。如何理解？《道德经》仅五千余字，且开首就是“道可道也，非常道也，名可名也，非常名也”。佛教又更有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这样的思维模式很难适合科学的发展。
经学性的倾向更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极大反叛。 经学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崇拜圣人和崇拜经典。把传统视为绝对的权威，有强烈的崇古和复古的倾向，“圣人者，百世之师也”，对经典的崇拜将圣人和经典升华、抽象、神化，并固定下来成为一种规范原则，不容遣返，使得一部《论语》经两千年被作为标准教材。后人对这些经典所做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维护。断不敢有置疑，否定的行为。即便有，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被群起而攻之。而近代科学所需要的则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没有对经典的叛逆，就没有近代科学的进步。几乎近代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玻尔、爱因斯坦，都是沿着对既定经典的直接反叛的道路走过来的。
因此，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直觉性和经学性的特点，使得近代科学想从中国发生成为不可能。
第二，中国古代重实用、轻理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排斥类似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的形式。
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技术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天文学、军事、医学相关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各方面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都应当有其实用的价值才会被认为是必要的。农业相关的生产，例如北魏时期农学家贾思总的《齐民要术》就是对6世纪以前我国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系统总结。他的农学研究方法是：“采捃经传，爰及歌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其中记录了农耕、林业、渔牧业的相关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与这些学科相关的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希腊人不讲实用，为理论而理论，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空间。希腊人的数学和哲学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充分显示出理论的力量，而实用性科学眼光不够远大，为自己设定的发展空间是极小的。另外，中国古代有着浓重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影响下，农业生产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认为是头等大事，而商业活动则被认为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活动。而推动西方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工商业，市场的需求甚至成为了推动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对类似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等，中国人也是在为了获取金属，追求长生不老而附带发展了一些。对于那种纯粹理论而不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东西，中国古人则不怎么感兴趣。但就是这些纯粹理论性的东西，成为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中国古代这种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缺乏系统性，只是一系列认识的堆积。所以，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更多的只能是史料的汇编，前后之间没有逻辑的连续性，缺乏内在的统一性。
总之，从内因角度解答难题，大体上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缺乏明晰的概念、系统的理论和可证实或证伪的方法，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无法顺利过渡到西方近代科学。 首先，社会经济的落后，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没有能够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封建经济是典型的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具有分散性和狭溢性，阻碍社会分工的发展。过度地剥削使农民没有能力也不想进行商品交换和主动改进耕作技术，因循守旧，沿袭旧的生产方式。自明以后，虽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很不充分。统治阶级对工商的压抑更加严重，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工商业者虽至巨富，但没任何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士农工商而居末。征求各种苛捐杂税，对工商业者及广大人民进行掠夺。如万历年间，明统治者派大批矿监税使四处骚扰掠夺工商业，使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失去了内部活力。明清推行“海禁”锁国政策，闭关自守，盲目尊大，使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外部条件被切断。封建统治者从内外两个方面卡住工商业的发展脉络，严重压抑和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刚刚萌生的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生长到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程度。近乎停滞的封建经济不可能对科学技术提出像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迫切要求，落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象欧洲工业革命一样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支持。科学技术缺乏产生、发展的适当土壤和条件。
其次，腐败透顶的官僚制度，罗织严密的思想牢宠，是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衰落，统治者加强了思想专制统治，把程朱理学奉为不可侵犯的官方正统哲学。以功名利禄为诱傅，八股取士，把大批知识分子引入钻研儒家经典的死胡同。取消知识分子独立自由思考的可能，以朱熹《四书集注》的是非标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摧残和迫害。在这种高压统治之下，中国思想界被逼入死胡同。“避席畏闻文字狱，读书只为稻梁谋。”在封建文化专制的禁锢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暗首穷经，研磨八股，走入信古、崇古、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规律的探讨研究，厚古薄今的歧途。整个民族的科学智慧和哲学智慧被摧残、压抑、扭曲，陷入了袭自珍所描绘的“万马齐喑”的困境。
最后，与专制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相联系的，是教育制度的落后。西方自12世纪以后，适应工商业的发展，广泛地发展市民教育，相继建立各种普通学校和大学。到19世纪初，科学技术教育已成为西方教育事业的中心。而中国仍然推行封建奴化教育，无论是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都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改变。名义上，清政府也设有各级各类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和为八旗子弟所设的官学，地方有各级儒学一府学、州学、县学，各地有大小书院及私塾。但这些学校实际上只是教授科场文字的“技术”学校。科目上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只有数学与科学有关系。生员的学习重点在于经史文理而不在数学。对算法稍通即可。因此，这些学生一般都不了解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既无生产技能，又无科学知识。以《四书集注》为标准的八股取士，使学生陷入陈腐不切实际的内容和死板呆滞的文体中，思想完全僵化。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岂能不衰？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比西方奴隶社会后期和中世纪的宗教型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信仰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及将其应用于实际需要方面比欧洲更有效。但是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类型、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如西方文艺复兴后期的自然型文化及其价值观和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近代科学只能在欧洲发展，而不能在中国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