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朱棣第五次北伐的时间为公元1424年，三月朱棣以鞑靼部阿鲁台袭扰大明边境为由，发动北征漠北的战争。四月朱棣亲自率军北征，大军抵达开平的时候，阿鲁台带来鞑靼部逃跑躲避明军的进攻。
于是朱棣命令各部大军追击阿鲁台，结果明军前锋部队追到和林后，在这一带搜索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阿鲁台的踪迹，最后明军只得班师回朝。七月明军回师到达榆木川的时候，朱棣在军中病逝，明军于是加速返回北京，永乐朝第五次北伐就此结束。
也先进攻大同，明英宗御驾亲征
公元1449年，瓦剌派出使团向明英宗朝贡，参与朝贡的人员为两千人，为了多骗取财物，谎报人数，说有三千人。正好遇上了当时掌权的太监王振，就不信这个邪，非得要查清真实人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赏赐，并且将瓦剌进贡的劣马，价格压到五分之一。因为明朝未满足蒙古人的贪欲，所以蒙古瓦剌部就不断骚扰边境。
瓦剌部太师也先亲自率军进攻大同，大同的明军无法抵抗，大同关城外的要塞、军堡全部失陷，而且大同参将吴浩也在瓦剌的战役中战死。大同战败的消息不断传到京师，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鼓动下，准备御驾亲征。
正统十四年七月，朱祁镇命令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和太监王振率领二十五万京营大军从北京出发，向大同进发，征伐瓦剌大军。随军一同出征的还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
进兵大同，王振专断，未战先乱
明军出征，由太监王振一手操办，把持大权，因而整个行军的组织如同儿戏，各部缺乏配合，武将也没有自己的指挥权力，全由王振来指手画脚。即便是位高权重的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也因为朱祁镇偏信王振，不得不听命于王振，整个大军的组织相当混乱。
明军的混乱不仅仅于此，还在于文官的拖后腿，随军出行的户部尚书王佐，一路上一直在叨叨着要朱祁镇回京，如同苍蝇一般，不胜其烦。王佐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随行的如同苍蝇的文官肯定不在少数，就这样上下难以统一。大军已然开拔，却是各执一词，各安一心的情况，明军的混乱可见一斑。
八月一日，明军抵达大同，也先为了诱使明军深入，率领瓦剌大军佯装撤退，此时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向明英宗汇报了这个情况，但是王振不为所动，坚持北进追击瓦剌。全军北进的途中，王振这个没鸟的货，听见前军战败，仓皇失措，下令全军撤退。这样一来估计明军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一头雾水，唱的哪出了，连敌人面都没见就撤退完了，士气低下到了烂泥里了。
明军在撤退的时候就更加混乱了，朱祁镇这个死人，就一直在纵容着王振这个阉货在作死。这一圈下来，王振都忘了自己是个没胆的狗东西，被瓦剌人吓得撤退了，还想着自己抖威风了，因为自己的家乡蔚州，距离回京的路线不远，就想让朱祁镇回师的时候路过他家乡，给自己长长脸，你都是个阉人，要什么脸啊。
作死的节奏就停不下来了，不久又担心大军进入他家乡，把他老家的田庄给踩坏了，造成财产损失。又改变回军路线，又让朱祁镇从来时的宣府旧路撤退，也不知道朱祁镇是脑残还是咋的，就这样无脑的指挥，也一直放任王振去做，最终导致明军人困马乏，狼狈不堪。
被围土木堡，明军损失惨重，朱祁镇被俘
就这样明军错过最佳的撤退路线，同时也无心应战，此时瓦剌抓住战机，像饿狼一样对明军紧追不舍。八月十三日，过宣府后，明军狼狈退入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围困。
退兵过程中，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加快速度，迅速退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是王振这个腌臜人，就是不听，命令全军在土木堡休整，结果被也先的主力追上，被围困在土木堡。留驻在宣府的成国公朱勇，得知主力被围，匆忙率领四万大军救援，结果因为监军刘僧带兵冒进，朱勇不得不领兵跟进，误中被瓦剌阿剌知院率领三万大军埋伏，朱勇战死，三万大军损失殆尽，朱祁镇彻底被围。
土木堡地势较高，堡内缺乏水源，无法提供大军的饮水需求，仅南面十五里处有河流，但是却被瓦剌军队占据。八月天气还十分炎热，明军将士饥渴难耐，全军人心浮躁，难以压制。瓦剌围困明军两天，突然撤退，解除围困，麻痹明军。朱祁镇和王没有想到这是瓦剌的计策，命令大军去河边取水，但是因为指挥技能的低劣，未做妥善安排。当明军向河边移动时，嗓子早就冒烟了的士兵，不管不顾，一哄而散涌向河边，乱成一锅粥了。
趁明军的注意力都是取水上，埋伏在四周的瓦剌大军，趁机发动总攻，明军仓促应战，很多人都兵器铠甲都找不到了，全军混乱不堪，被瓦剌军一战击溃。
此战明军伤亡一半以上，明英宗被俘，以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为首的五十多位随行文武大臣死于乱军之中，随军携带的大量辎重武器等均被瓦剌截获，明朝损失之重，难以估量。
土木堡之变，明朝各方难辞其咎
首先说主要责任，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朱祁镇和王振这口铁锅背得是死死的，王振无情作死，朱祁镇助纣为虐，再送近十万明军将士。
打仗自古以来就是一鼓作气的事情，明军到达大同后，就地扎营布阵，寻找瓦剌决战。最不济像朱棣一样，震慑瓦剌，吓得也先远遁也算。要么就是大刀阔斧向北追击，进入草原大战，至少士气打出来了。
但是像王振这样，一听见前线失利，吓得屁滚尿流，多次改变行军路线。明军从七月十七日出发，到八月十三被围，一个月全都在赶路，再铁的军队都受不了。就当时王振指挥明军的状态，不用也先，随便去一个懂点军事的都能大败明军，十万明军，搞得都快成十万难民了。其次，从洪熙、宣德以来，明朝采取的消极防御制度，导致边军的迅速腐化。因为在洪武、永乐年间，频繁地对外作战，边军是可以捞到大量的战争红利的。
消极防御，一方面将官没事干，就开始欺负下级士兵，训练制度荒废，军队战斗力下滑。另一方，边军将官开始想其他办法捞钱了，以卖国为目的的晋商集团，又开始活跃了，联合各地不法商贩将大量明军铠甲装备，甚至还有火器，走私到了蒙古。
正统十一年，朱祁镇曾给宣府和大同的官员下令：“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尔等受朕委任，防闲弛慢，自今其严加禁约，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由此可见，当时的边境走私已经极为猖獗了，都惊动了皇帝了，蒙古军队战斗力的提升，是必然的，明军和蒙古的战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次，明朝内部勾心斗角，无法上下一心，也是土木之变的一个原因。朱祁镇御驾亲征仅仅是他自己和王振的一时兴起吗？恐怕不是，这其中必然有渴望建立军功的武勋集团的支持。而随着仁宣两朝文官地位的提升，文官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在一步步提高。在此次朱祁镇领兵出征过程中，以户部和兵部为首的文官集团就一直在唱衰。户部尚书王佐更是一路叨叨着要回京，就这水平，军心能稳定就见鬼了。
户部和兵部，是掌管着整个明军的后期保障的系统，两个部门的堂官都是消极怠工的，明军的后期保障也极为吃力的。当然像很多人说，土木之变就是文官一手导演的，那就太言过其实了，他们也就最多迟滞一下军需供应罢了，真正导致明军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明军文官和勋贵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了，但是因为明朝的根本体制的原因，这个时期文官是无法独揽大权的，也无法对武勋进行打压。但是土木之变，却给了文官这样的机会，于谦独揽大权后，对成国公朱勇的处理上，就充分体现了文武的矛盾。
于少保在北京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功勋卓著。但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他，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比如马顺、比如朱勇，土木之败推给朱勇，这个处理太下三滥了。明朝出现文武夺权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于少保坚持的清白，恐怕更多的自宋以来士大夫治天下的清白，是文人的公义，但未必是真正的大义。
最后，在土木堡之战中，疲敝不堪的明军的兵力对阵瓦剌，其实是很不占优势的。明朝京师三大营能够容纳的兵力最多不超过二十万，后来于谦能够组织京营的剩余兵力与瓦剌决战，说明剩余的兵力加上山东备倭兵差不多也在十万以上。
那么就能够算出朱祁镇带领亲征的兵力肯定不会超过十五万，大致在十二三万左右。在经过宣府的时候，分出四万五千骑兵由成国公朱勇带领协防宣府，所以最后土木堡之变的明军大概在八万左右。 而瓦剌大军有多少人呢，也先亲自率领进攻大同的兵马是九万人，同时阿喇知院还有三万人从居庸关至宣府埋伏明军，由此可见瓦剌是倾举国之力，兵力大致在十二万左右，与明军总兵力相当，较分兵后的明军有绝对优势的。
土木之变并没有明确记载明军的损失，大量记载明军损失过半。以八万人伤亡过半来算，大致是四万多人，再加上朱勇的三万人，明军的损失总计还是不到八万人。这样一场战争，与丘福的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相比，算得上伤亡惨重，但命悬一线，就有点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