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翰臣方伯廉洁清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但是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家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去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的意思。但我只是处于客卿的位置，估计无人响应，所以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曾经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活，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原文】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苟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人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德养性的，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礼法。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谈不上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中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自己的主张，因而使国家强盛。但是战国以后，将仪式的华美琐碎当做礼法，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法则全部具备了，所以也说不上有什么失误。
【原文】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译文】崇尚节俭可以用来培养廉洁之风。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在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给得太少，这就是所谓的不知足呀!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知足。看到各处的那些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无忧、住行不缺，已属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奢望呢?哪里还敢任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满足，人人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挽回了。
【点评】廉洁是什么?廉洁就是不贪公肥私，正派做人。贪欲过多，是为官者败落的根源。做官的人，应该牢牢记住、遵守这一条规则。然而从古至今，为官者茫如群星，但是为官不贪的却寥寥无几。
曾国藩就是为数不多的廉洁的官员之一。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曾国藩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他初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虽然在外做了大官，但是他并未给家中寄回太多钱财。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甚至将每月要用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称出来另外封好。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而让曾国藩一生所自傲的是他的确做到并未动用军中财物，没有贪污军中粮饷。
面对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生，如今的为官者是否该有所思考呢?其实，要廉洁就要首先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并能坚持自律形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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