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8-01
据中国史书记载,唐代曾有一种《九执历》,与中国的传统历法不同。《新唐书》记述说:“《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而中国的传统历法则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到了明代,“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在此基础上推出更为精确的《回回历》,故清代《历代职官表》明确指出:《九执历》是中国“回回星学”之始。清代天文学家梅文鼎(1633-1721)也指出:以三百六十度为天周“实本回回”,唐之《九执历》正是回回历法之权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九执历》是唐代来华的穆斯林对中国天文历学的最初贡献。
北宋初年,曾一度沿用五代时后周显德三年(956)王朴修撰的《钦天历》。《宋史》卷68《宋律·历志》记载:“建隆二年(961)五月,以其推验稍疏,乃诏司天少监王处讷等创造历法。四年(963)四月,新法成,赐号《应天历》。”
主持修订新历时,是司天少监王处讷;而《应天历》的真正修撰者,则是来自西域鲁穆的穆斯林马依泽。马依泽是今安徽安庆市南关城内回民马氏的始祖,其阿拉伯名讯已不可考。据《怀宁马氏宗谱》载,马依泽精通历学,“建隆二年应召入中国,修天文。越二年,书成,由王处讷上之。诏曰:可,授公钦天监正,袭侯爵。”
将《宗谱》与《宋史》的上述内容两相对照,我们发现完全吻合。可知《宋史》所谓“王处讷等”的“等”字,指的正是那位名不见经传的怀宁马氏始祖马依泽。马依泽自西域入华修历,是继唐代穆斯林之后又一位穆斯林对中国天文历学的重大贡献。
唐宋时期,穆斯林不仅带来了“西域历术”,而且带来了新鲜的天文学知识和术语。到北宋埋藏,这些知识和术语已为中国天文工作者所接受并加以运用。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曾公亮、丁度、杨惟德等人奉敕编撰了一部军事学著作《武经总要》。在这部著作中,编撰者选用白羊、金牛等黄道十二宫名,与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的十二中气相联系,以之作为六壬占卜吉凶的依据,“推步占验,行之军中”,为军事服务。
黄道十二宫,是阿拉伯历法的专门用语,指黄道两侧的十二个星座。按照这些星座在星空中分布的特征,古代阿拉伯的天文天文学者分别将其命名为白羊、金牛、双子(又作“阴阳”)、巨蟹、狮子(又作“天狮”)、室女(又作“双女”)、天秤、天蝎、人马、磨羯(又作“磨蝎”或“摩羯”)、宝瓶、双鱼。白羊至室女为南六宫,天秤至双鱼为北六宫。阿拉伯的太阳历故此又称宫分历,宫度起于白羊,以春分为岁首,依太阳行十二宫一周为十二个月。
白羊、金牛十二宫,相当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十二次:降娄(戌宫)、大梁(酉宫)、实沈(申宫)、鹑首(未宫)、鹑火(午宫)、鹑尾(己宫)、寿星(辰宫)、大火(卯宫)、析木(寅宫)、星纪(丑宫)、玄枵(子宫)、{女取}訾(亥宫)。清代学者江永(1681-1762)说:“中国则有星纪、鹑首等名,西国则有磨羯、巨蟹等名,皆以星象定之,古今不变者也。”
然而《武经总要》的编撰者,没有选用中国传统的降娄、大梁等十二次名,却偏偏选用了阿拉伯历法的白羊、金牛等十二宫名,这是很耐人寻味的。那些编撰者中是否有穆斯林天文学者,我们不得而知;但穆斯林的天文知识与术语对当时中国文化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当代回族学者马以愚(1900-1961)说:“今之历家,犹沿回回历白羊十二宫名。”若从《武经总要》算起,回回历白羊十二宫名的沿用已有940余年的历史了。
此外,还应提到11世纪中国古代维吾尔族的伟大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名著《福乐智慧》。据作者本人讲,该书完成于伊斯兰教历462年。查马坚的《回历纲要》可知,伊斯兰教历462年,相当于公元1069年10月20日至1070年10月8日,即北宋熙宁二至三年。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伊斯兰教历纪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换句话说,中国穆斯林使用伊斯兰教历纪年的历史,迄今已经918年了。
不唯如此,该书第五章《论七曜和黄道十二宫》还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天文学观点。这些用诗句表述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整个宇宙不是静止的,“它运转不停”,永上止息。
天上的星体各不相同,“一些在上,一些在下,一些明亮,一些暗幽”。但是,它们“互为制约”,相互补充,“和睦相处”在同一宇宙苍穹,依照各自的轨道井道有序地运转。
七大德星均以地球为中心,其中距地球最远的是土星,接下来依次是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月亮,它们的公转周期各不相同。
太阳是七曜中唯一发光发热的天体。它“光辉灿烂,用它的万丈光芒普照宇宙”;“太阳一出,大地温暖,百花朝阳而放,争妍斗奇”。有了它,大地万物才生意盎然。
月亮距地球最近,它绕地球旋转,在星际间按一定方向移动并不断地改变其位置。它的运行转产要经过黄道十二宫,“月亮进入何宫,顿即离开,匆忙迁出,导致宫室残破。”月亮处于常变状态,有时它“好似蛾眉”,有时又“变虚为盈”;当人们见它“浑圆如球”时,是因为“它脸儿正对太阳”。因此,作者认为月亮这种月相的变化,与月亮本身不发光有关,与月亮和地球之间相对位置的改变有关,特别是与月亮盈专职的周期性循环密切相关。
黄道十二宫,在星空中是一些彼此相邻的星座,它们随着季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作者按春夏秋冬将十二宫均分为四组:“三者属夏天,三者属秋天,三者为冬天所有。”“白羊是春天之星”。实际上作者是用诗的语言,向人们介绍“宫度起于白羊,以春分为岁首”的阿拉伯太阳历。他对黄道十二宫的认识,与《武经总要》的编撰者是完全一致的。
应该承认,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这些天文学观点,在900多年前提出,确是相当了不起的,即使在现在看来,有些也未失去其科学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古代维吾尔族的文学巨匠,以诗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表述了他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以其丰富的科学知识充实了《福乐智慧》这部不朽名著的内容,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增添了一道彩虹,也在中国天文学的认识史上写下了很有特色的一页。
到了元代,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全面重大的贡献,从而使元代的天文历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大放异彩。
元朝统治者对于穆斯林天文学家是非常重视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在尚未继位之前,就“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任用了一批以札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中统元年(1260)世祖继位,因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这些回回天文学家就在其中任职。至元八年(1271)始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至元十七年(1280)置行监。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改为回回司天监,品秩升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回回司天监品秩再升为正三品,并于四月设立回回国子监,“以掌亦思替非官属归之”。延祜二年(1315),命秘书卿提调回回天监事。四年(1317)因回司天监品秩复为正四品。当时回回天文学家的社会地位确实是相当高的。
从《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监共有37人,其中监丞以上的负责人有8人,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等五科。札马剌丁、爱薛、可马剌丁、苫思丁、赡思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们都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第一, 他们将大批“回回书籍”从西域带到中国。这些书籍内容广泛,涉及到天文、数学、占卜、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为最多。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的《哈克慕历》等天文学著作和历表,对中国天文历法都给予了很大的影响。耶律楚材(1190-1244)的《麻答巴历》,郭守敬(1231-1316)的《授时历》,就是参考了《哈克慕历》以后完成的。
第二,札马剌丁等人不仅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仪器,而且还亲手制造了许多新颖的天文仪器。至元四年(1267),札马剌丁献出自己制作的七种天文仪器: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对札马剌丁的地球仪评价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但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此外,中国古代一直认为“天圆地方”,这种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呈圆球状, 体现了寰球的思想,无疑是对中国那种传统观念的一种种冲击和否定,这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指出,札马剌丁在制作这些天文仪器时,还注意吸收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知识,如他在制作天球仪时,“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者为观测天象及七曜在天空中的运行,在黄道带与赤道带两侧绕天一周选取二十八个星宿官作为观测的标志。关于二十八宿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其形成的时期当会更早,可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了。札马剌丁将这种传统的中国天文知识,吸收到他制造的西域天球仪中,说明他是一位很善于学习的发明家。他这种将不同传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择善而用的态度,是很可宝贵的。
第三,元代穆斯林修订了较完善的历法。他们修定的历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札马剌丁的《万年历》,一是可马剌丁的《回回历》。
元初曾一度沿用金朝的《大明历》,后因该历多与天象不合,遂停用。元代第一次正式颁用的,是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元史·历志》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在至元十八年(1281)《授时历》颁行天下之前,《万年历》在中国范围内通用了14年。据学者们考证,《万年历》实际上是依据阿拉伯太阳历法编制而成。队拉伯的太阳历,以太阳运行十二宫一周为十二个月,叫做“不动的月”;平均以365日为一岁,以春分为岁首:逢闰之年,置一闰日于第十二宫(双鱼宫)之末。这种置闰法比西洋的儒历和格历都要精密。儒历每4年置一闰日,积140多年相差一日;格历每400年置97个闰日,积3330年相差一日;阿拉伯太阳历则每128年置31个闰日,须积8万年才相差一日。尽管如此,因这种历法与中国历法的传统形式绝不相同,所以最终还是被更为精确也更适合中国实际的《授时历》所取代。
比《万年历》稍后一些时期的,还有一种《回回历》。《元秘书监志》卷7载:“至元十五年(1278)十月十一日,司天少监可马剌丁照得在先敬奉皇子安西王令旨,交可马剌丁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两本送将来者。敬此,今已推算至元十六年(1279)历日毕工。依年历,合用写造上等回回纸札,合行申复秘书监应付。”须知,此时《授时历》尚未编撰,《万年历》正处于“稍颁行”的阶段,那么安西王令可马剌丁推算的《回回历》显然是另外一种历法。这种《回回历》须“每岁推算写造”,“合用写造上等回回纸札”,实际上它就是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迄今一直使用着的伊斯兰教历。这种历法以太阴圆缺十二次为十二个月,叫做“动的月”;平均以354日为一岁;每隔二三年须置一闰月,每30年有11个个闰日。它主要供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时用。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九年(1272)秋七月,政府曾弄虚作假充“禁私鬻《回回历》”。这说明,《回回历》的编撰绝非始于安西王下令之至元十五年。早在至元九年以前,它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使用了。至元九年,《回回历》虽被禁止私下买卖,但并未被禁止使用,而是由政府统造统销。安西王令可马剌丁每岁推算写造,证明政府统造;《元史·食货志》中一段记载,可以证明政府统销。这段记载说,天历元年(1328)政府额外课的“岁入之数”:“《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钞一两,计一百五锭七两。”这则记载同时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元十八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万年历》停止使用后很长一段时间,《回回历》也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
第2个回答 20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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