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1949-1966这17年是怎样发展的？

Question

中国电影1949-1966十七年的发展历史，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电影内容，题材的特点。 主要是电影所彰显的艺术魅力如何体现，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有哪些，及其时代特色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有哪些代表作。有哪些著名导演，演员。『可粘些该时期主要作品图片、视频片段网址。』

Answer 1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文艺史家一般称为“17年时期”。根据记载这个时期新中国一共拍了507部电影，从题材看，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反映1949年建国以前社会生活的影片；一类是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斗争和生活的影片。◆反映旧时代、旧社会生活的影片 主要有，反映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历史片：《林则徐》和《甲午风云》等；反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争片：《红色娘子军》、《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东进序曲》、《回民支队》、《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旗谱》、《苦菜花》、《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和《鸡毛信》等；反映旧中国旧社会人民生活的、根据名著改编的“改编片”：《祝福》、《林家铺子》、《家》、《早春二月》、《我这一辈子》、《白毛女》和《青春之歌》等；反映封建社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戏曲片”：黄梅戏《天仙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野猪林》和《杨门女将》和昆曲《十五贯》等。◆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斗争和生活的影片 如，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片：《上甘岭》和《英雄儿女》等；反映建国初期我公安干警同潜伏的美蒋特务斗争的“反特片”：《秘密图纸》、《羊城暗哨》、《霓虹灯下的哨兵》和《铁道卫士》等；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片”：《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和《刘巧儿》等；反映少数民族边疆风情的“风情片”：《阿诗玛》、《刘三姐》和《五朵金花》等；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风尚的歌颂片：《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和《满意不满意》等。◆“17年电影”的不足和贡献 以上这些电影让我们觉得这17年电影离我们既遥远又不遥远，说遥远，这些电影离我们毕竟有40多年了，说不遥远，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岁数的人都是看着这些电影长大的，这些电影当中有一些优美的插曲至今我们还能唱出来，像《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上甘岭》中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英雄儿女》中的《风云滚滚唱英雄》、《铁道游击队》中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就能让人想起很多逝去的青春岁月，倍感亲切，甚至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在看这些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然而作为中国百年电影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在总体上评价这个时期的电影时要一分为二，“17年电影”有长处也有不足。 先来看它总体上的三个缺陷：首先，17年时期的电影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创作的。第一，这17年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和西方国家断绝了关系，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缺少与外界的交流。第二，和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也断绝了关系，或者说基本摒弃了中国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灿烂的古典文化，像唐诗元曲，《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当时都被打成封建主义的东西，老百姓是看不到的，电影文艺工作者也是不能看的。像《林则徐》那样的电影可以说是漏网之鱼，因为里面含有反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致，所以才能侥幸出来。而且，即使当时“漏出”了这些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也都受到了冲击。第三，这17年与中国现代传统也断绝了关系。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两大传统，一是由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文化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五四”文化传统。而整个17年电影反映的都是工人、农民的斗争，反映的是农民革命文化传统，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看不到的，仅有的两部《早春二月》和《青春之歌》，前者一出来就受到了批判，后者还是和“五四”文化思想背道而驰的。所以，17年时期的电影基本上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创作的。 其次，以一种绝对的集体主义排斥个人的自我。我们说，集体主义是好的，但将它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不允许你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也不允许你有个人的正常合理要求，这就可怕了。表现在文艺作品上，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不许描写爱情，不许谈情说爱。即便可以，也是革命加爱情，爱情要和革命、集体主义挂上钩才能露面。那时的诗歌是这么写的，“要我嫁给你吗？你的胸前还缺少一枚奖章”，你是劳模，是英雄我才嫁给你！还有一首，“小伙子，不要在我的窗前弹唱，我的心已飞向远方，我的心上人正手握钢枪，保卫着祖国的边防”，也就是革命加爱情。17年中有一部写爱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其中描绘的就是一个革命战士爱上了一位农村姑娘，但是为了革命放弃了爱情，整个电影表达的就是“先国后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我”是不能谈恋爱的。还有一部电影《刘巧儿》，里面有个唱段：巧儿今天去赶集，碰上了一个他，他又能写又能算，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他还是个劳模啊！17年时间社会将集体主义摆在最高位，用绝对的集体主义排斥了个人的自我，所以这个时期许多歌颂型的电影都有先人后己、先国后家的要求，像《李双双》和《今天我休息》等。 再次，流露了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时期的电影都拍得比较乐观，整个影片的基调是明亮的，充满了欢声笑语，因为新中国成立了，旧社会过去了，人民翻身解放了，精神舒展了，这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些影片里所传达的乐观主义隐含着一种历史观，好像使我们在看完这些电影后有一个错觉——新中国成立了，从此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好像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把旧世界彻底埋葬了，从此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就是一条平坦的、充满鲜花美酒的康庄大道，这就否认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布满坎坷和曲折。所以乐观主义是好的，但这种乐观主义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观是值得我们警戒的。 再看“17年电影”的贡献：以上所说的缺陷只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境况，以比较高的要求来看待过去的东西。其实，“17年电影”的成就是巨大的！当时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将世界其他地方的电影冲击得稀里哗啦，但我们中国的电影却能一花独秀！在一种近似保护的环境下，中国的电影人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外，它贡献了一大批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或为了保卫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群像。今天，我们可以说出一连串的“17年时期”的英雄形象，像林则徐、邓世昌、洪常青、江姐、杨子荣、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王成等等。这些人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中国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成立是来之不易的，是相当一批先烈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性命换来的！今天的江山含着先烈的牺牲，所以无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未来是多么辉煌，共和国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民族的脊梁！17年电影全面、深刻地展现了这些先烈和前辈，将他们的精神和品质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了下来！这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中国电影要和西方电影抗衡，首先要依托传统的资源，再晚就不行了，美国都已经拍了《花木兰》，已经拿着我们的传统资源赚钱了。其次就是要依托我国近现代历史所提供的若干资源，譬如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先烈们传奇性的经历，他们的那种舍身成仁的高尚精神，就完全属于中国电影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资源，是我们同西方电影竞争的重要的文化资本。图片：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309/12156817.html

Answer 2

中国电影所指涉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非常之广，它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海外华人社区。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们开始大胆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中国电影获得许多国际大奖，而且逐年增多。由于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中国电影工业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并且不断地与外方合作拍片。随着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中国电影实际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也就凸现了出来：它是由中国人为中国人生产的吗？假定关于中国电影的性质已达成某些共识，那么，扎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而有别于好莱坞现象的这种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吗？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可靠地被国际电影界所洞察与阐释的呢？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对话呢？ 回顾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发展，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一百多年前，1895年电影在西方发明。这不仅是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而且也是清朝政府在战败之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一年。自从189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视觉技术的发展与中国这个正在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件的联系日趋紧密。1896年8月，西洋影戏在上海的徐园上演。在此后的百年间，引进的西方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的断代精确地界定在这百年（1896～1996）间，并非出自偶然，而是由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事件和民族性事件决定的。我们把1896年作为起点，因为从一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消费与销售开始具备跨国家的性质（当然也可以设想以始于1905年拍摄的第一部中国影片或是 1913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史的开端）。 我们把对于中国三个地区（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的探讨下限定在1996年，因为从1997年7月起，香港不再是独立于大陆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一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无疑将会对中国电影，特别是对后殖民的香港电影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测将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电影的形貌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在次对中国跨国电影百年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将探究在中国电影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影像生产与消费的一系列模式：从传统的"影戏"到机器再生产的现代时期的"电影"，到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影像的"仿真"（simulacrum）。我们的假设是，这样一种视觉的历史诗学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跨国资本的经济学之中。自从电影媒体完全整合到经济和文化之中并调和这两者以来，它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勾画中国文化政治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关系的轮廓的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1].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历史，并对可被称为"跨国的中国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cinemas ）提出一个相关的理论。种种迹象显明，似乎只有在恰当的跨国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电影。人们必须以复数的形式提及中国电影，并且在影像制作发展过程中把它称作跨国的。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作观察：第一，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分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实体——大陆、台湾、香港——由此而来，这三个地区之间出现了中国的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电影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质疑，即对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中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一次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就好象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民族电影话语的政治潜意识——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这些是任何一个民族电影规划必定要克服与超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实际的或假想的帝国主义的危害，或是为了迫使少数民族保持沉默来维持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