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对华扩张已有多年历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在“门户开放主义”掩盖下争夺中国东北（满洲——著者）统治权的斗争，就是它对华扩张的重要阶段之一。
关于门户开放主义的产生及其内容，已有大量著作加以论述。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揭示了门户开放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它是美国争夺中国霸权的工具。
然而，有关美国在满洲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对华总政策的影响，至今仍缺乏足够的说明。这种状况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学家迄今还未探明二十世纪初俄美关于满洲秘密谈判的史实真相。
在现代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丹涅特、杜勒斯、丹尼斯、C·潘、格里斯沃德等历史学家曾以大量篇幅论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对满洲问题的立场。
许多美国著者并不否认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曾执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同时又断言，美国这一政策同满洲无关，似乎在满洲问题上，美国一直坚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使之“免受俄国侵略”。
对美国在满洲问题上的政策所作的诸如此类的解释，来源于美国资产阶级史学著作阐述这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所遵循的总概念。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史学家格里斯沃德对这一概念曾有明确表述。格里斯沃德在其所著《美国的远东政策》一书中认为“美国企图经由平靖道路达到欧洲用武力（在中国——引者）达到的目的”。而且，与其说美国追求政治目的，毋宁说是经济目的，“当欧洲列强在中国大陆争夺势力范围与领土租让权时，美国拒绝执行这种政策……”
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力图证明，似乎美国对华采取的行动同其他国家有本质区别，用他们的观点来说，美国政策的特殊性就在于所谓捍卫领土不可侵犯，维护中国完整，争取各国对华贸易条件均等。
多数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同格里斯沃德一样，硬说美国自愿放弃参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提出了“利他主义”的“门户开放主义”，用以对抗建立势力范围的政策，“门户开放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均有裨益。资产阶级史学家企图援引美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的政策用以证实他们的概念，似乎美国对满洲政策首先表现出他们提出的这些“特点”。丹尼斯是一位根据大量外交文献撰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外交史（1896—1906）的著者，他声称，1901年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阻碍俄国实现确保其在满洲特权的图谋。 只须熟悉一下这个时期海约翰同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喀西尼的谈判内容，上述看法的毫无根据即一目了然。美国私下提出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沙俄在满洲享有的特权，远比海约翰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加以反对的还要多。
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维护其对这个时期满洲问题的观点，其意图不仅在于说明美国政府对华总政策光明正大，而且也为了把挑起日俄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俄国并为美国政府在1904—1905年支持日本侵略辩护。
阐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矛盾尖锐化时期，美国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填补空白，乃是本书著者的主要任务。
从对材料的研究看，可以十分肯定的说，美国同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曾参与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同宣布“门户开放主义”有关。某些苏联史学家认为“门户开放主义”的宣布排除了美国参加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这种论点看来值得商议。例如，捷连季耶夫认为十九世纪末美帝国主义面临如下选择：或是参加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捷连季耶夫认为美国的政治势力足以参加这一争夺）或是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二者必居其一。捷连季耶夫说美国作了有利于“门户开放”政策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一政策“才符合美帝国主义的总路线”。 在稍后出版的某些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也可找到诸如美国政府宁愿宣布“门户开放主义”也不愿实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政策之类的论点。
但我们对美国的满洲政策的研究却表明，在1894—1895年中日战后的若干年间，美国政府曾力图沦中国的东北为其势力范围，而且就在它宣布“门户开放主义”之后，实际上也未放弃这一计划。
1901—1902年俄美双方秘密谈判的资料令人信服的证明，美国资本为夺取在满洲的优势地位曾进行顽强斗争。秘密谈判的资料表明，在谈判进程中，美国国务卿坚持要求给美国在满洲以特别优越的地位，并且只为美国资本经营工业与自由贸易开放满洲。为了换取这些特权，美国许诺不反对沙俄意欲在满洲建立的任何形式的统治。这些资料说明，美国根本不关心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让别国享有“机会均等”。
我们列举的同俄美秘密谈判有关的某些文件，如当时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喀西尼的各类报告，在苏联史学工作者的著作中也曾加以引用，但由于这些材料未能同整个谈判进程联系起来，所以不能充分说明美国统治集团对满洲政策的真实目的及其采用的方法。
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十分注意满洲问题，但他们未说明国务卿海约翰同俄国大使的谈判，因为他们根据的材料是国务院的照会和备忘录，这些材料却未反映出美国准备同沙俄达成协定。公布海约翰对俄国大使所作的那些口头建议对美国政府极为不利，因为这些建议同美国宣布的对华政策原则大相径庭。其实，这些备忘录与其他美国文件也只有同极其秘密的会谈对照考察，才能正确理解。喀西尼及其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同僚曾向俄外部大量报告密谈内容。
基于对我们掌握的美国与俄国资料所作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对苏联史学界缺乏研究的美国远东政策的某些方面，诸如美国对1900年“英德协定”、1902年1月30日“英日条约”以及1902年“中俄协定”的态度作出较为详尽的说明。
在考察美国对满洲问题的政策时，我们力求对二十世纪初年的俄美谈判作一详尽分析，说明通过同沙俄政府缔结双边协定的途径以解决满洲问题趋势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美国外交转而采取相反方针的原因。
本书所用的史料主要来自苏联外交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和列宁格勒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材料。所研究的材料有：俄国驻华盛顿与北京外交使节的报告；来自美国与满洲的领事报告；俄国财政部代理人与俄国外交部官员的报告。俄国驻美大使馆报告中所附的美国文件如备忘录、照会等等也是本书的重要史料来源。
此外，著者还利用了美国国务院公布的1898—1903年的美国外交文件和英国外交文件 ；海约翰与罗斯福的书札以及其它尚未正式公布而美国与别的外国著者（丹尼斯、瓦格兹、格里斯沃德、坎培尔等） 的著作中曾经引用的文件资料。
美国报刊资料不是本书的重要材料，因为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研究俄美谈判，由于谈判极其秘密，在当时的报刊上不可能得到反映。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有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使著者得以避免对与本题有关的许多已解决的问题再作分析，从而大大地减轻了著者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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