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日本从维新开始,激进西化派(左派)与传统保守派(右派)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1878年明治天皇亲政前,日本的激进西化派在日本占据了上峰,但明治天皇亲政后,形势完全逆转.
1878年夏天，以宫内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为代表的保守派，用天皇的名义撰写了《教育大旨》和《小学条例二则》，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是“追逐文明开化之未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等等。并预示“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为了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在《小学条例二则》中规定，校内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元田永孚极力主张恢复儒教，反对文明开化政策。 应当指出，元田永孚和另一个宫内省官员高崎正风，曾向天皇规谏，主张天皇亲政，改组内阁，建立一个由天皇侧近的侍从辅佐天皇左右国事的政府。伊藤博文斥责元田等主张是历史的倒退，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伊藤博文针对元田的有关教育改革意见，于1879年9月委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申述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想象的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政策，“保护旧时的陋习”。元田对伊藤的《教育议》立即进行反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他在文章里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元田、伊藤的论争是日本两派论战的开始。
明治天皇在论战中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1882年12月地方长官会议上发布的敕谕中写道：“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
德育之争公开化后，很快就发展成包括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一场激烈论战。例如，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在1882年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实行攻击；元田水孚在1882年发表《国教论》，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确立以儒教作为“百科基础”
的修身教育；思想家兼教育家西村茂树在1886年发表《日本道德论》，主张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义，同时采纳一些西洋思想，即所谓“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道德论。1887年著名教育家杉浦重刚发表《日本教育原论》，否定以宗教作为教育原理，主张以自然（物理）的原理作为教育基础。 东京大学总理加藤弘之，主张把神、佛、儒、耶稣四教全纳入修身课，统一教育论战。1890年，文部省官员能势荣发表一篇名为《教育评定论》的文章，实际上是代表文部省的意见，企图用折衷主义平息这场论战。
如此众说纷纭的论战，直接影响中小学的修身课教学，使学校的德育无所适从，从而引起地方官员的不安。于是，1899年地方长官会议向内阁提出要求文部省确立德育方针的建议以便结束论战，建立统一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众所周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了日本的国家体制。为使教育更好地为巩固天皇制服务，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正、法制局长井上毅、宫内侍讲元田水孚共同制定日本帝国教育总方针，并于1890年10月30日以《教育敕语》的形式颁布了，《教育敕语》以最高法律形式确定了教育方针，从而平息了自1878年以来的育论战，结束了自维新以来 的教育改革。《教育敕语》是本着“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制定的,，《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事实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至此,传统保守派在日本战胜激进西化派,统领日本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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