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
多尔衮
败多于胜，过大于功。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李自成起义军师出西安，北渡黄河，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将宁远兵民五十万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明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主，此后一个多月，吴三桂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
同时，又派出了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
陈圆圆
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即派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
山海关之战
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直奔清营去见多尔衮并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率兵南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
吴三桂[3]
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
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
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
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
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
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
镇守云贵
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攻下云南。
康熙帝
顺治十八年（1661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1659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
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
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
康熙二年（1663年）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
康熙六年（1667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起兵反清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
三藩之乱形势
，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书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十一月，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在反叛之初，吴军乘锐连下贵州、湖南、衡州。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非常有利。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虽然他代表汉族利益，但是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看透了他真面目。
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
耿精忠
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兵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湘，连克萍乡等镇，矛头所向，直指衡州。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王辅臣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
衡州称帝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周王”元年，并联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
昭武元年通关文牒
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各地反清势力起事。
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阳市衡南区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
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678年3月23日），筑坛于衡州府（今衡阳市）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府（今衡阳市）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册妻张氏为皇后，孙吴世璠为皇太孙，加封文武，百官颁制新历，铸“昭武通宝”、“利用通宝”钱币。大周帝国辖衡州、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八月开科录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初，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今衡阳市）亲点大将马宝，并授计率5万大军南下，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兵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广东）；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广东，给清军和康熙以严重的军事打击。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中旬，张皇后驾崩，吴三桂精神受挫。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吴三桂亲自部署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在衡州派出大将胡国柱、夏国相率十万大军，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全部都被吴军收回。北部岳州战事由吴三桂侄儿吴应期主持，御清军于湖湘门外，清兵几次渡江，均未得逞。
晚年病死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衡州酷热，吴三桂加之心情不舒，
三藩之乱
焦虑过重，肝火过盛，便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随后又添了“下痢”病症，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吴三桂便授意心腹大臣，迎接皇孙吴世璠来衡州继位，托付后事。八月十八日深夜，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今衡阳）皇宫驾崩，时年六十七岁，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今衡阳）继位。郭壮图有一女儿嫁给吴世璠，为保势力，力阻吴世璠离开云南，去衡州继位。九月，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其制定至大计为“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吴国贵虽是周帝国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但诸将欲保云南家小财物，此议没经慎重讨论，便被否决了。十一月，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经宝庆入贵州，经宝庆入贵州，大将军马宝留守衡州（今衡阳）。吴世璠迎至贵阳，并即帝位，康熙十八年改元为“洪化”元年，尊祖父吴三桂为“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三桂所定，郭壮图女儿晋封皇后。
康熙十八年（1678年）二月初七，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复衡山县，五月中旬，吴国贵、马宝、夏国相弃衡州出逃，奔永州、辰州，入贵州。九月，清军复克大周帝国都城衡州（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乘此时机，清朝政府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年），克复湖南、广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又下四川、贵州并进兵云南。
康熙二十年（1681年）春，师围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此全部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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