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以文学青年、报纸编辑、知识分子的角色加入革命的。他多次被抓入监狱，还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并没有扮演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角色，甚至相反，他通常处于政治派系斗争的弱势地位，并因为糟糕的脾气和混乱的私生活而遭到同伴鄙夷，谁也没有估量到他的政治前途。1917年3月，斯大林回到俄国首都、革命中心彼得格勒。他刚刚结束了长达4年的流放生活，他被布尔什维克党的时任领导群体所冷落，另一个刚刚加入党的领导人则赢得更盛名望，也将成为斯大林的最重要政治对手：托洛茨基。斯大林相比对手，仅仅拥有民族问题研究方面的更权威经验，而在军事斗争甚至报纸编辑（发动群众）等方面都远逊于托洛茨基。
更让他本人感到失望的是，长期流亡海外的列宁对革命形势提出了若干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来自边疆地区农村的斯大林则对此主张嗤之以鼻，认为是行不通的。这种分歧在《斯大林传》一书中可以找出多处，说明在没有执掌最高权柄之前的斯大林，是有能力和意识提出更贴近现实的政策主张的（激进程度远低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的改弦易辙很能印证没有监督、拒绝监督的权力对人本身所起到的腐蚀效应。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长），尽管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但确实逊色于外交、军事、经济等要职。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在俄国革命后，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潮也将连带掀起，斯大林对此持保留意见，事实证明后者的判断更为准确，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类似革命很快平息，葬送了整整一代社会活动精英。
外国干涉军和本国叛乱四起，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等地面临弹尽粮绝之困，斯大林受命到察里津征购粮食，他超出授权将自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派出的专门特使，接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指挥红军对白军作战，铁血平叛，不惜大肆杀戮。这段经历使得察里津后来被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还成为了重要战役的发生地；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斯大林高度强韧的个人品质，此特点是托洛茨基等多愁善感的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从而让斯大林获得了列宁的进一步重视，尽管两人的政策分歧始终没有消除。
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任性，导致了他在列宁面前的形象越来越糟糕，斯大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列宁1922年口述了一份极不利于斯大林，同时也谴责了托洛茨基的遗嘱，但没有下决心罢黜这两个人。托洛茨基像30年后的贝利亚那样，因为得罪了太多同僚，以至于斯大林轻而易举的排除了列宁的若干直接批评，而达成了党内政治联盟。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成为了继任者，这是逝者生前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从托洛茨基，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再到后来的布哈林，这些人都被接连打倒，斯大林使用了来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斯大林传》对1920年代苏联、苏共政治生活的回顾表明，斯大林的竞争者无论在权术、谋略，还是政策水上，确实要低于前者。
当时德国全力进军苏联，当时由于大肃反等原因，苏联的军队没有形成战斗力，给德国打得节节败退，有灭国的危险。
斯大林因此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