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那么聪明,也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中原因和当时的局势,以及苏轼本人的性格都有些很大的关系。
宋神宗时期,国家积贫积弱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于是宋神宗召王安石商量解决策略。王安石主张施行变法,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新法让百姓苦不堪言
王安石主张祖宗之法可以变,他制定了一套新法,但是新法却潜藏着许多的发展弊端。他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当然是从人民身上压榨的,这就让社会更加不稳定。
许多反对变法的朝廷重臣都退出朝廷,要么辞官归隐,要么到外地任职,以表示他们的不满。
苏轼一直关心民生疾苦,希望革新以改善当前的状况,因此他一开始是支持革新思潮的。但是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却更加让老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赋税增加,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而且当时一批有才能的人逐渐退隐,宋神宗求贤若渴,于是大肆招揽人才。一些人就趁机而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地支持王安石,官场混乱不已。
性格直率,挺身而出
在这种繁杂的情况下,苏轼如果发出对变法的反抗声音,很容易就会遭到敌对和招来厄运。但是苏轼并没有因此退缩,他性格直率,有不入眼的事情必须要吐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在苏轼的心中燃烧,他不能退缩,而是要挺身而出,与变法派进行倔强的抗争。
苏轼写了一篇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奉劝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攻击。书中字字恳切,饱含了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但是新法刚刚起步,怎能就这么快止步呢?所以这篇上书沉入了大海。
责任与担当的指引
苏轼当年就是因为言辞恳切正直,得到赏识,考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进言进策。当苏轼任编排官时,发现有考试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人,最后却被宋神宗列为了第一,苏轼十分气恼,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可是却让宋神宗越来越不高兴,还被王安石说是不知轻重。苏轼一腔为国为民的热情,在现实中被慢慢消磨,于是他只能渐渐不再提政事了。
另外,苏轼和司马光是同流。
司马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推行新法弊大于利。司马光主张节俭用度,不应增加百姓的赋税;他主张应该惩治时弊,安定民心。但是最后司马光无法阻止变法,因此只能选择离开朝廷,不谈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