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苏东坡都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件事，确实让后人不太理解。司马光和苏东坡的反对，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个人恩怨。而且，就算有个人恩怨，他们也不会把它放在国家大事上。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是有很大区别的。
宋朝的文官，在人格上都是比较独立的，人品也是很好的，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那么，既然司马光和苏东坡与王安石没有个人恩怨，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又是为了富国强兵，对国家有好处，他们为什么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他们对祖先遗产的态度不同。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国家，对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对祖先留下来的纲常规矩，都是推崇备至的。就拿古代人一直认为“尧舜时期是最好的政治蓝图，孔孟学说是最好的道德蓝图”这一认识来说，就可以看出，古人是崇敬祖先而鄙薄今人的。司马光和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王安石改变了祖宗之法。
改变了祖宗之法，有什么坏处呢？简单地说，就是把社会搞乱了。坚守“尧舜时代”与“孔孟之道”，坚守祖宗的这些东西，社会就会很稳定，就不会出乱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字，就是让天下太平不出乱子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比苏东坡表现得尤其厉害。
第二，对“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当官应该以“君”为本，还是以“民”为本，从儒家开始，其实就已经争论不休了。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就鲜明地提出了“民本思想”。王安石变法，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要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自然要剥夺老百姓的收入。司马光和苏东坡与王安石的争论，很大一方面就在于这一点。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批评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高扬“民本思想”。
王安石当然不同意。王安石说，我确实也是在维护大宋朝，维护君王，但我也是在维护老百姓。只有保住了大宋朝的平安，确保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老百姓才能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否则，如果国家没有钱打仗，没有钱发工资，国家完蛋了，没有“国”了，哪还有“家”呢？所以说，其实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和苏东坡，他们都坚持“民本思想”，只不过是对“民本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已。
第三，对于集团利益的维护。司马光和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私人恩怨，但是有集团利益的考量。这种集团利益，就是“朋党之争”。朋党问题，一直是古代朝廷官员的严峻问题。宋朝的时候，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开始，就已经有“朋党之争”了。欧阳修甚至直接为朋党辩护，认为好的朋党，对国家是有利的。（但什么朋党叫好的朋党，欧阳修并没有回答。）这种“朋党之争”，通过王安石变法，达到了高潮。
王安石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都用那些很支持他的人。而另外一些不支持他的，不管那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都压制使用。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上台，这种朋党表现得更加厉害。司马光在做法上，就是一概否定王安石。当时苏东坡就说，王安石的有些做法，其实还是不错的，应该坚持。但是司马光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因为这样直截了当，黑白分明。
当然了，苏东坡其实也有朋党，他是“蜀党”领袖，和“洛党”相对。而这种朋党，因此损坏了北宋早年良好的政治生态，到北宋晚年的时候，出现了六大奸臣。这六大奸臣，其实就是因王安石变法引发的结果。（参考资料：《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