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兵法——以治心之学治兵，克己之功克敌怎样治军？左宗棠回答说：“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左宗棠全集》第10册，书信1，第264页）。以士气的盛衰来判定兵事之强弱胜败，历来是军事家的常识，左宗棠独特的地方时他将这种“养气”说和他所服膺的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和发挥。左宗棠所强调的“气”就不单纯是一般所说的士气，更主要的是产生这种士气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坚决捍卫体现“天理”的封建统治秩序的自觉性。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会产生有我无敌的气概。所以左宗棠强调兵之强弱系于将，时而强调兵之强弱在乎气，这两种提法是统一的，那就是由将领的“治心”而达到全军的“养气”，使军队具有为封建统治效力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这样才能够收到“克敌”的效果。那么，如何“养气”呢？他特别注意以下三点：1） 练兵首重“练心”、“练胆”。他说：“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左宗棠全集》第11册，书信2，第488页）。以此作为“养气”强兵的重要一环。因为“打仗以胆气为贵”，而“胆气”从根本上说是“练心”。即使以后洋枪洋炮等热兵器取代了冷兵器，左宗棠仍然将“练心”、“练胆”视为练兵的基本一环。战争毕竟要靠人力来进行，如果不注重练心、练胆之术，只求“修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到了紧要关头，有时便会“穷矣”。这是很有见地的军事思想，非常难能可贵。左宗棠这种练兵重在练心的思想自然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但如果撇开“忠义”、“爱民”、“敬上”等练心的具体内容和特定含义，作为一般的练兵原则，那也不乏合理成分。正因为他注意从“练心”入手，激发弁兵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国内战争中为维护封建统治，在反侵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民族而战，所以湘、楚军队就成为所谓“有思想”的武装，因而特别强悍耐战。例如左宗棠在湖南精心培养的王（金字下面2个王字）部队，长年用《四书》、《小学集注》、《孝经》等“课士”，虽然人数不过三千，但数年内，历经近百次战斗，“前后杀贼不下十余万，克复城市二十余处。”（《骆文忠公奏稿》卷7，第29页），显示了“练心”、“练胆”的功效。但愿人民军队永远记住自己是为谁打仗。2） 重视纪律，使弁兵“习劳作苦”。左宗棠于“楚军”建成之初，即详订“营规”，每天都以此教育和警戒各营，没有一天不以此为课程。他自诩：“吾军在楚人中最晚出，最讲营规。”（《左宗棠全集》第10册，书信1，第419页）。在重视纪律、严守营规方面，他显然是学习和吸收了王（金字下面2个王字）训练楚勇之法。王是罗泽南的的学生，中过秀才，传说他是在湘乡首先建议办团练的人。王确实是个将才，驭下极严，严而有恩。兵士滥取民间一物立斩，军官执行命令而超过时限也斩。官兵的大部分薪饷与赏金，由部队径送官兵的家，不许官兵随身携带银钱太多，多到10两以上的斩。左宗棠认为他和古代名将相比毫不逊色。左宗棠崇尚“精兵悍将”，欣赏“以少击众”的战法。这就必须使这支军队纪律森严，令行禁止，能以一当十。左宗棠在西北曾向各军颁发《行军必禁》。特别是在进军新疆征讨阿古柏匪帮的过程中，他不仅从策略上、从眼前的军事上、而且从战略上、从长远的政治特别是边防需要上看待这个问题，反复叮嘱将士不得扰害而须要保护人民，使新疆人民“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此后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宗棠全集》第12册，书信3，第148页）。这是十分正确和高明的，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维护祖国统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必须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一高度了。左宗棠的军队遵此而行，果然“师行顺迅”，新疆各族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不到2年，就使各族人民摆脱了阿古柏的残暴统治而回归祖国怀抱。不仅如此，左宗棠还有意识地安排弁兵只要军情允许就从事农业和其他各种劳动生产。前期在浙江就已经开始，后期在西北更大力倡导。他这是为了“以习劳练其筋力，以作苦范其心思”，免致嬉游腐化和“扰累百姓”。他总结说：“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逆为教，恤民勤事为心”，这样的军队必定有战斗力，关键时可用。3） 将领要严于律己，做到“公”、“诚”、“廉”。左宗棠在这方面率先示范.a) 任人唯贤、唯能而不唯亲。左宗棠吸取向荣统帅江南大营“忌克而不爱惜人才”而遭致失败的教训。他在湖南掌理军政时“未曾引用一私人”。在西北还谆谆函嘱杨昌浚说：凡是我的亲戚中有滞留在你那里要求收录者，决不宜用，这样也可以省你一累，不必为这些事而耗费精力。左宗棠也喜欢任用同乡、故旧、学生如刘典、杨昌浚、周开锡等，但“皆平时道义切劘，清洁自矢，堪共患难之人。”（《左宗棠全集》第6册，奏稿6，第342页）。他没有出于私利重用亲信，而且这些人也比较称职。b) 秉公论功、议罚。左宗棠说：“明赏罚，别功罚，一号令”，乃是一个统帅的主要职责，否则就会导致“士心”解体。左宗棠在向朝廷奏奖和参劾有关将领时，总要检查复检查，尽可能允当无误。发现有谎报军情、骗取军功者，即从严惩处。否则“兵事之贻误者大也。”c) 诚以待下。左宗棠曾批评李鸿章：“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婉指李鸿章）又以牢笼驽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他鄙弃这种做法，终生和李鸿章顶牛合不来。他坚定认为：“所持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左宗棠全集》第6册，奏稿6，第342页）因此左宗棠在军中有较高的威信。虽远征新疆，将士们也都“自请随征出塞”。历年“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同上书）。这在此前西征诸雇佣军中是不可能做到的。d) 廉以率属。左宗棠一向将“廉”视为“士节”的重要一项。统将如果贪财好利，那么平时营伍就难以足额，军民就会交困，战时就会虚冒战功，误人误己。左宗棠一直严于律己，与士卒同甘共苦。杨昌浚在《左文襄公全集》卷首奏折中说：“绾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则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岁寄家不过20分之1，而自奉简约。”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奇闻啊！左宗棠能够“勘定西域”并不是偶然的，留给我们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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