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推行了大量的变法，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从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建立，再到封建制由胜至衰直至共和共产，变法改革一直是历史的主角，影响较大的改革有十数次，大多数变法最后都难逃失败的结局，即使个别成功的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商鞅变法虽然成功，但商君也自食车裂之果。戊戌变法百日之后，便是血雨腥风的大清洗，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北伐-内战更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变法与流血不断穿插循环在中国历史中。 变法所致的诸如流血牺牲等惨痛代价，是矛盾激化的结果。变法同守旧派的矛盾，左派右派的矛盾，改革者同百姓间的矛盾，变法的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僵持的结果就是以不可调和的暴力冲突结束。就如同争吵的小孩，大棒是他们试图解决矛盾的终极武器。当社会、团体、个人的理性认识无法解释、解决勉强的问题，自然会转向暴力与流血。因为复杂的是理性，但越粗暴的越简单了断。感性的中国人这时候当然用感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你一定无法忍受老学究们硬是从经史子集中考证出一套套阻止变法的大道理，当低级的感性的认识取代了理性，肉体的力量战胜了思维，流血就不可避免了。 政治的东西很难用黑白是非界定，英国的改革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很不幸的是，缺乏妥协精神的中国人要么宁死贯彻改革，要么宁死也要守护祖宗之法。即使是篡汉满打满算做了8年的“皇帝”的王莽最终也不免覆灭悲剧。但历朝改革派的力量大多是弱小的，改革者必须依靠守旧的统治势力进行变法。强大的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下，变法的施行与否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一旦变法触及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用暴力机器维护自己的专制地位，戊戌变法提出的要求是很温和的，但清政府一点变动都接受不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了严厉的镇压手段。朱棣靖难之役后派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建文帝，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相持阶段结束，还用很长时间彻底清算，甚至用几十年时间追杀早就下台的贵族。强大的封建专制造就了变法的悲壮色彩，昙花一现的变法即无法落实，还惹恼了旧贵族的利益，自然没有好下场。 在这种悲剧色彩的大背景下，诞生了具有悲剧色彩的中国知识分子，古代知识分子有“治国平天下”的自觉意识，总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心，试图帮助统治者管理好社会，以谋求天下苍生的幸福生活，但结局往往不如人意。李朝历代统治者的强权，导致知识分子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狭小，政治成本又很高，因此动不动就能在电视剧上看到死谏被拉出去斩了的情况。因此一旦改革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施行变法，就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拼了老命也要强推变法，不然就没机会了。北宋欧阳修毫不妥协，硬干到底，写《朋党论》迎面挑战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结果是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知变法无法维系的情况下，想的不是如何妥协，而是顽抗到底，最后用一死以示其变法精神。这时候知识分子试图用流血来刺激国人的意识，屈原、谭嗣同、陈天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谭嗣同甚至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这样的状况演变为一种思潮：无流血，不革命，革命是以流血牺牲为代价。在这种思维引导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推行的改革自然带有鲜明的悲剧色彩，而变法的成本也愈高，代价也愈大。 权力迷信于暴力，高压的强权政治造就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思形态也走向极端。变法者与当局的互不相让，缺乏妥协的政治走向极端也就在情理之中。就这一点来说，浪漫的法国人在政治上与中国人有惊人的相似。法国大革命中死亡40万人，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人民几乎秉持与1949年的大部分中国人同样的想法：绝对信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政府。结果却是发生了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统治，大批政治异议者和原来的革命党人被当作“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这样反复的革命同样出现在中国封建历史当中。暴力的革命导致的是巨大的代价，无数的平民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中，政治的暴力蔓延开，形成了全社会的混乱和无序。 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这种影响是相互的，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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