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古代讲究尊卑有序，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大到吃穿住用，小到日常称呼，甚至对于其死后的叫法，都有着严格的标准。
按照《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换句话说，皇帝去世叫做驾崩，诸侯王去世叫做薨，官员去世叫做卒，有功名的读书人去世叫做不禄，平民百姓去世才叫做死。
回到霍去病与霍光身上，在霍去病去世时，他的官职是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霍光在去世时，他的官职是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候。
两人在官职上的差别并不大，霍去病的骠骑将军仅比霍光的大将军低一级，至于两人的爵位，都属于县侯，是平等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霍光和霍去病在去世后，所用的称呼应该要一样。
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霍去病，甚至卫青的死，都是用的“卒”；但在班固的《汉书》中，对于霍光的去世，却用的是“薨”。这又是为何呢？按理说两人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
首先，如果按照严格的礼仪标准，霍光也好，霍去病也好，在去世后都应该被称之为“卒”。
因为，他们俩虽然都被封侯，但他们这个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诸侯王，它只是一个享受食邑却没有实际封地的列侯，还没有达到王侯的标准，所以其身份仍然只是大夫，所以死后理应当被称之为“卒”。
但问题是，霍去病也好，霍光也好，他们在去世时，当时的皇帝都是按照诸侯王的礼仪来给他们按照。
据史书上记载，霍去病逝世后，汉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这样的阵势，试问有哪位诸侯王能享受到？
至于霍光去世时就更夸张，史书这样记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在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
也就是说，在霍光去世时，皇帝和太后都亲自来参加他的丧礼，还有如此高规格的送葬之礼，几乎已经达到天子之礼。
从这层意义上说，霍光和霍去病死后，皇帝给他们的盖棺定论，都是诸侯王的标准。所以，正常情况下，他们两人死后，史官对他们去世的叫法，都应该是“薨”。同样，对于卫青也是如此。
但问题是，当时司马迁完成《史记》的时间，是在公元前91年，这在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所写的一封信中有提到。
这一年，司马迁完成了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记载，《史记》也就此初步完稿。其中，汉武帝时期的记载，主要有三篇文章，分别是《孝武本纪》、《三王世家》和《卫将军骠骑列传》。
换句话说，司马迁是在公元前91年写的卫青和霍去病的生平记载。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在这一年初，汉朝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它就是“巫蛊之祸”。
在这场事件中，太子刘据被迫起兵造反，卫、霍两家作为太子的嫡系，都跟随太子起兵。最后，太子刘据被杀，皇后卫子夫自杀，卫、霍两家也遭到重创，卫青的儿子卫伉被处死。
本来，卫霍两家在“巫蛊之祸”中的行为，那就是标准的谋反，是要被诛三族的，但汉武帝念在他们的当初的功劳，没有扩大打击面，只是将参与者处死，其他人罢黜爵位。
问题是，卫、霍两家毕竟参与谋反，站在皇权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反贼。
也正因为此，司马迁在这一年写《卫将军骠骑列传》时，就不敢过分夸耀他们，因为当时汉武帝还没有对巫蛊事件进行平反，所以司马迁在写卫青和霍去病时，不仅没有对他们进行个人评价，还把他们编入到《佞幸列传》，对于他们的去世，也都是用的“卒”。
三年后，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几诏，巫蛊之祸得到部分平反。再等到汉宣帝刘病已继位后，巫蛊之祸才被全面平反。其后，卫青和霍去病又才得以被以“高光伟正”的形象示人。
因此，等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对于卫青和霍去病的去世，就都改成为“薨”。至于后来的史书，也都是按照“薨”来写。只有在《史记》中，才有“卒”这种说法。
至于霍光，因为司马迁完稿《史记》时，霍光还没有去世，也没有踏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自然也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
后来，霍光去世后，汉宣帝给他盖棺定论是诸侯王，但因为他的家族谋反，汉宣帝虽然没有牵连霍光，但毕竟是谋反行为，所以当时朝廷都不称呼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候，姓霍氏”。
等到汉成帝年间，霍光才被再次给予全名，并且其后汉朝皇帝几乎世代都尊奉祭祀霍光，当然，皇帝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权臣们向霍光学习，不要想着篡位。
但不管怎么说，汉朝皇帝的这个态度，表明他们对霍光的全面认可，所以等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对于霍光的去世，自然毫无疑问要采用“薨”这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