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情:
一是建立并积极扩大革命党组织,奠定革命的基础。孙中山最先在檀香山、香港、美国及欧洲等地华人和留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成立革命组织兴中会,后来又与黄兴等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一起,于1905年8月成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实际上是提出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任务,孙中山后来把它们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从这一年秋天起,同盟会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发展十分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国内有同盟会分支会达70多个,遍布全国23个省,在海外的亚洲、美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华侨中间也普遍建立起同盟会组织。
二是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论战,扩大革命影响。康、梁二人是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代表,变法失败后分别流亡到加拿大、日本等地,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发展组织,拥戴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势力很大。同盟会成立后,以《民报》为舆论阵地,与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新民丛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虽然没有发表署名文章,但《民报》上的许多文章实际上是他口授的。论战主要围绕着3个问题进行:①革命还是改良?②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建立民主共和?③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这场历时两年多的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界线,有力地传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许多海外留学生和华侨都在这场论战中认识到确有实行革命的必要,坚定站在同盟会一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论战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是积极准备并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最早发动的武装起义是1895年的广州乙末起义,因为各个部队配合不周,还没来得及发动就流产了,数十人被捕。后来,孙中山又组织发动了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并积极在海外筹款,策划、支持各地同盟会员举义。在进行广州乙末起义准备时,他亲自发展会员,制订起义计划,筹措购买枪支的经费;惠州起义前多方筹措军火,直接指挥起义行动;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亲自赶到前线指挥战斗,为伤员包扎伤口,发炮轰击清军等。这些起义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对于推动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在从事反清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受到清政府的严令缉捕,一些国家也对他实行囚禁和驱逐。比如,1896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将孙中山囚禁于使馆内,准备用船将他运回国内,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孙中山伦敦被难”;1904年,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说动美国当局,以护照问题为借口,拘禁孙中山;1907年,孙中山受到日本政府的驱逐。这些都没有销磨掉他的斗争意志。但令他不安的是,同盟会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章太炎、张继、宋教仁等人甚至因为经费问题对孙中山大肆攻击。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策划筹款和起义准备。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来到旧金山,成立筹饷局,又亲自到美国各地筹集经费。他预见到起义的胜利即将到来,满怀信心地说:“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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