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部分人对星星真是一无所知，比古人差远了，然而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了解星星已经“没用了”。就好像耕田织衣，今人大多是不接触的，自然一无所知，关键不在于人本身，而在于对象对人的重要性。屠龙之术再迷人，传播范围也有限，日常技能再繁琐，人人也必然学而时习之。
说是“古人”，其实也要区别，我们经常调侃的“夜观星象，明日必有一场血光之灾……”之类的观星术，已经与普通人无涉，而顾炎武所谓“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的时代，才是人类与星星最亲密的时代。那时人们离不开日月星辰，就和现在我们离不开手机一样。
我对星空的认知，是被一本神作改变的，那就是刘宗迪教授的《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里面所讲的上古时代的原始天文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天文观。虽然也曾在书本看过“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话，也知道《史记》有专门的“天官书”，但我从未真切感受过星空和人类的联系，直到刘宗迪的书醍醐灌顶，才明白我们所仰观的日月星辰，曾经渗透了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文化的核心和源流。就好像不了解《圣经》，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作品一样，不了解上古天文，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上古的文化作品。
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农耕时代，人类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几种农作物的收成，若是一个不走运或者不小心，发生了干旱、洪涝、虫灾……就会造成大面积的饥荒，于是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一下子变得至关重要。其中一项规律，就是确定时间，一年什么时候重新循环，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成，那是赖以为生的因素。那时候可没有钟表，也还没有日历，一无所有的上古人类就需要找到方法确定时间，太阳东升西落是一天，月亮阴晴圆缺是一月，而几颗星星的位置移动，就确定了一年。不过这样说虽然很简洁清晰，但是并不严谨，通过测定日中时的影子长度，就能确定夏至和冬至，间接确定一周年，星星的位置移动，更重要的是指导农业。“七月流火”为什么是“农夫之辞”，因为“大火星”（心宿二）正是上古人类确定播种的“闹钟”，一旦黄昏时它出现在东方的天空，就到了播种的季节，等到七月的黄昏，它已移到了西方，预示着夏天即将过去，所以叫做“流火”，大火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颗星。杜甫有句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其中的“商”，就是大火星，为何又叫“商”，《左传·襄公九年》有“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殷商祭祀大火星，所以大火星又叫商星。
一个族群隆重地祭祀一颗星星，这种事情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几乎觉察不到一丝痕迹，但却是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祖先的生活之中。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星星对于我们人类，曾经就是这样真实亲切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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