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门礼炮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方面的人士，28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用了28年。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
五十四门礼炮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方面的人士，28响礼炮表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28年的奋斗，才使国家独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才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从此咱们的祖国不断繁荣兴旺，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扩展资料：
“鸣放礼炮”一开始就列为庆祝大典的程序之一。阅兵指挥部决定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组建一支礼炮队。
礼炮选定的是缴获日军的山炮，共108门，分为两组，每组54门。炮弹全部卸掉了弹头。这种炮和野炮、榴弹炮相比，炮身短，口径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是从华北六个纵队的山炮营和军区直属炮兵部队选调来的。礼炮队训练就在先农坛公园进行。
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主要训练装填、发射、退弹壳三个动作，必须在3秒钟内完成。54门礼炮齐射一次限定在4秒半完成，这是因为毛主席按电钮升国旗、军乐队奏国歌，时间是两分零5秒。在这个时间内要鸣放28响礼炮，同步进行。
10月1日。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上空升起，乐队高奏国歌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这隆隆的28响，每一响都像一门炮那样整齐，但又凝聚着54门礼炮齐射的力量和磅礴云天的声音。
54门礼炮一齐鸣放，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的28年。
当天，无数群众举着红灯在城里游行，直到深夜，首都还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狂欢的浪潮扩展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解放了的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每个人都从心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开国大典那些事，你都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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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03-23
54门礼炮象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的54个民族。
齐鸣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28年的历史。
其他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以示最高的礼仪。开国大典要鸣28响，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
扩展资料
开国大典的意义
国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国际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表明中国终于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了，表明中国人民可以从东亚病夫成为龙的传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开国大典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
我国实行庆典礼炮鸣放始于开国大典。1949年8月，毛泽东主席提议，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和开国大典都要鸣放礼炮，而且要鸣28响，以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过了28年光辉历程。
8月中旬，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向军区新组建的礼炮团传达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开国庆典定在10月1日午后举行，庆典的第一项是奏国歌、升国旗、鸣礼炮；礼炮要有54门，代表政协的54个方面的人士；鸣放礼炮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28年取得胜利。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礼炮团由华北特种兵部队组成。”赵大满任礼炮团总指挥，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任现场指挥。接着从张家口等地调来108门山炮作为开国大典的礼炮。这些礼炮主要是缴获日军的75毫米九四式山炮，还有山西兵工厂仿日本山炮制造的75毫米一四式山炮。日军九四式山炮炮身长1560毫米，弹丸重6.34千克（榴弹），射程8300米，全炮重536千克。有了礼炮，然后从各炮兵部队选调军政素质好的排、连、营干部，其中还有战斗英雄。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108门礼炮鸣放的28响威震寰宇的炮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国大典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礼炮团的108门山炮作为国家珍贵文物全部存入专门建造的炮库，予以妥善保管。
在开国大典之前，曾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于中南海怀仁堂前鸣放过礼炮，当时用9门礼炮，鸣放54响。之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和10周年时，都鸣放了庆典礼炮，使用的礼炮仍然是开国大典时用过的山炮。
后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45周年、5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以及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上都鸣放了28响礼炮。很多国家在举行盛大庆典时都鸣放礼炮，但响数、鸣放时间也不同。如英国的君主诞辰鸣放62响，议会开幕和闭幕鸣放41响；美国国庆日全国各地军营鸣放50响，以示美国50个州；1945年5月9日，苏联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这天鸣放礼炮时，用1000门火炮齐鸣30响。
按照国际惯例，鸣放礼炮分为庆典礼炮和迎宾礼炮两种。鸣放迎宾礼炮是隆重迎送国宾仪式上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遇。凡国家元首，鸣放21响；欢迎外国政府首脑，则鸣放19响。我国鸣放迎宾礼炮始于1961年6月13日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仪式。当时苏加诺总统第二次访华之前，提出要我国在总统专机抵达机场前，由空军派出8架战斗机护航；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按照国际上欢迎国家元首的规格鸣放21响礼炮。由于我国建国后从未鸣放过迎宾礼炮，所以周恩来总理把鸣放礼炮的任务交给北京卫戍区警卫师仪仗营执行。仪仗营营长王立堂带人从天安门管理处炮库保存的开国大典108门礼炮中，挑选了24门礼炮，临时组织战士们进行训练，并圆满完成了任务。在此之后的迎接国宾活动中，依然没有鸣放迎宾礼炮。为了建立我国的礼炮部队，使迎宾礼仪更符合国际惯例，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中央警卫师增建礼炮连。师长曾绍东将组建礼炮连的任务交给仪仗营，上级机关将执行过开国大典鸣放礼炮任务的某军126团熟悉业务的牛茂林等调进仪仗营，牛茂林任连长，另有3名排长，24名炮手，也全部从这支部队碉出。又从师里和仪仗营其他连抽调了几十人，组成了礼炮连。那些在战争年代功绩卓著、早已退役的九四式山炮，因炮身短、便于搬运、声响宏亮，而从仓库中“请出”重新服役。6匹马将28门炮拉到了南苑仪仗营。为使礼炮发射时声音整齐，特请军械部门组织专人对火炮的发射装置进行了改进。开始是手工拉火，后改进为电操纵击发。1964年5月16日，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是我国开始正式用礼炮迎接的第一位国宾。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我国实行庆典礼炮鸣放始于开国大典。1949年8月，毛泽东主席提议，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和开国大典都要鸣放礼炮，而且要鸣28响，以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过了28年光辉历程。
8月中旬，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向军区新组建的礼炮团传达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开国庆典定在10月1日午后举行，庆典的第一项是奏国歌、升国旗、鸣礼炮；礼炮要有54门，代表政协的54个方面的人士；鸣放礼炮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28年取得胜利。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礼炮团由华北特种兵部队组成。”赵大满任礼炮团总指挥，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任现场指挥。接着从张家口等地调来108门山炮作为开国大典的礼炮。这些礼炮主要是缴获日军的75毫米九四式山炮，还有山西兵工厂仿日本山炮制造的75毫米一四式山炮。日军九四式山炮炮身长1560毫米，弹丸重6.34千克（榴弹），射程8300米，全炮重536千克。有了礼炮，然后从各炮兵部队选调军政素质好的排、连、营干部，其中还有战斗英雄。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108门礼炮鸣放的28响威震寰宇的炮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国大典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礼炮团的108门山炮作为国家珍贵文物全部存入专门建造的炮库，予以妥善保管。
在开国大典之前，曾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于中南海怀仁堂前鸣放过礼炮，当时用9门礼炮，鸣放54响。之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和10周年时，都鸣放了庆典礼炮，使用的礼炮仍然是开国大典时用过的山炮。
后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45周年、5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以及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上都鸣放了28响礼炮。很多国家在举行盛大庆典时都鸣放礼炮，但响数、鸣放时间也不同。如英国的君主诞辰鸣放62响，议会开幕和闭幕鸣放41响；美国国庆日全国各地军营鸣放50响，以示美国50个州；1945年5月9日，苏联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这天鸣放礼炮时，用1000门火炮齐鸣30响。
按照国际惯例，鸣放礼炮分为庆典礼炮和迎宾礼炮两种。鸣放迎宾礼炮是隆重迎送国宾仪式上的一种最高规格的礼遇。凡国家元首，鸣放21响；欢迎外国政府首脑，则鸣放19响。我国鸣放迎宾礼炮始于1961年6月13日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仪式。当时苏加诺总统第二次访华之前，提出要我国在总统专机抵达机场前，由空军派出8架战斗机护航；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按照国际上欢迎国家元首的规格鸣放21响礼炮。由于我国建国后从未鸣放过迎宾礼炮，所以周恩来总理把鸣放礼炮的任务交给北京卫戍区警卫师仪仗营执行。仪仗营营长王立堂带人从天安门管理处炮库保存的开国大典108门礼炮中，挑选了24门礼炮，临时组织战士们进行训练，并圆满完成了任务。在此之后的迎接国宾活动中，依然没有鸣放迎宾礼炮。为了建立我国的礼炮部队，使迎宾礼仪更符合国际惯例，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中央警卫师增建礼炮连。师长曾绍东将组建礼炮连的任务交给仪仗营，上级机关将执行过开国大典鸣放礼炮任务的某军126团熟悉业务的牛茂林等调进仪仗营，牛茂林任连长，另有3名排长，24名炮手，也全部从这支部队碉出。又从师里和仪仗营其他连抽调了几十人，组成了礼炮连。那些在战争年代功绩卓著、早已退役的九四式山炮，因炮身短、便于搬运、声响宏亮，而从仓库中“请出”重新服役。6匹马将28门炮拉到了南苑仪仗营。为使礼炮发射时声音整齐，特请军械部门组织专人对火炮的发射装置进行了改进。开始是手工拉火，后改进为电操纵击发。1964年5月16日，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是我国开始正式用礼炮迎接的第一位国宾。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13-02-27
首先54尊大炮不是54个民族
是可以确定的，历来少有争议，原因是毛泽东曾在由他授意的礼炮燃放说明上签过字，说明他是认可这一说法的。但是54门礼炮代表的含义却有众多说法。北师大版教师用书上采用的是54象征着参加中国政协中的54个民族这一说法，我查阅了资料，概括如下
54门礼炮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参加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此外，当时的礼炮总共数量应该是有108门，两边各放54门，一边填装，一边发射，以便连续鸣放。
有关54门礼炮代表54个民族的说法是错误的。下面所附的资料，一是来自《档案大观》，二是来自曾亲自参与建国来民族识别的施联朱教授，可以证明在1954年，我国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仅有38个，到1964年方才又识别出15个新的少数民族，之后由于文革的原因，民族识别的工作停滞，直到1979年基诺族被识别为第55个少数民族。由这一过程可以下一结论，在开国大典前后，中国并无54个民族之说，凡是与54个少数民族的说法皆是错误的。
附：
施联朱，1920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
40多年来，施联朱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著，其中《中国的民族识别》1996年获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旧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如何？这是各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瞩目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特此专访了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曾经专门从事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施联朱教授。
据施联朱教授介绍，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260多个。要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诸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落实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等，就需要把民族识别作为首要解决的民族工作任务之一尽快提上了议程。对于这些众多的待识别族体，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还要进一步弄清他们是单一的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大体上，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了四个阶段。
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族称要由各民族人民自己确定，这是他们的权利。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别问题，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同年，在中央民委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确认达斡尔人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非蒙古族。在新疆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对新中国建立前强加于俄罗斯人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把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认定的、从南疆迁至伊犁的“塔兰其”族，定名为维吾尔族；1954年把“索伦族”改为达斡尔族。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在云南260多个民族名称中，只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其中工作量较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1954年在云南操彝语、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他称或自称的族体约300万人，分为数十种支系。从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文化诸如火把节、族长制、同姓不婚、火葬遗址、祖先灵台、巫术、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称或自称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纳查”、“大得”、“他鲁”、“水彝”、“咪哩”、“密岔”、“罗武”、“阿车”、“山苏”、“车苏”等数十种族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因而被确定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把文山地区的“侬人”、“沙人”、“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不同称呼的族体，则归属于壮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约”、“拉乌”等归属于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称“白夥”的“土家”人归属于白族支系；把“黑浦”(“摆彝”)归并入傣族支系。总之，把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22个。
新中国建立前，贵州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工作时，省内各地报来的民族名称共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这80多个族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但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如“穿青”、“南京”、“喇叭”(湖广)、“黎族”(里民)、“六甲”、“(兜)”、“东家”、“西家”、“绕家”、“蔡家、“龙家、“莫家”、“木佬”、“睤睟”等。民族识别调查组还到安顺、毕节等地区进行“穿青”人的民族成份识别调查研究。
1956年经过调查研究，国家又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称。同年，中央民委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了。
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
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珞巴族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洛瑜地区。“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南方人”；其内部有“博嘎尔”、“崩尼”、“崩如”、“宁波”、“邦波”、“德根”等不同自称或他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文字；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具有与周围的藏族不相同的民族特点，因而珞巴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省从1965年起，先后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对“革兜”、“东家”、“木佬”、“三锹”等人们共同体进行初步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识别工作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样，被迫停止了十多年。
许多少数民族“返本归原”，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万余人的基诺族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攸乐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此地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基诺、汉、傣、哈尼(另说还有布朗)同出于一个大葫芦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基诺同汉、傣、哈尼等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密切关系。语言属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都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将7千余人的“绕家”、4·1万人的“东家”和3·7万人的“南龙”(其中包括1万多人的“龙家”，他们自认为白族)归并于苗族；将3万余人的“睤睟”归并于毛南族；有60多万人的“穿青”，仍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划归汉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汉人，因长期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哇乡人”、“本地人”和“梧州瑶人”，他们要求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经过识别调查研究，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认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图瓦人”，经过调查研究，他们不具备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还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
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也出现过重新提出要求作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情况，如云南的“苦聪人”和“摩梭人”。经过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为纳西族的支系。
有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他称，有的甚至带有侮辱性质。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对广大群众提出更改族称或更改族称译写所用汉字的，都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作了更改。如1963年4月改“佧佤族”为佤族，1965年10月改“癎亻童族”为壮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
自1982年以来，全国提出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有500万人，已恢复和更改的有260万人。其中主要是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苗族和侗族；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
附2：
开国大典54门礼炮代表什么？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天安门广场上，军乐队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的惊雷，将开国大典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人们不禁要问：按照国际惯例，重大典礼上最高的礼仪是鸣礼炮21响。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大典要鸣28响？！54门礼炮又代表什么？！有的外国记者猜测28响代表的是28位开国元勋，有人认为是毛泽东(繁体字)名字的笔画，有人联想到易经、爱情……。但中国人却比较一致地认为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有人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政协会上说要放28响，未做任何解释，就让在大典筹委会工作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起草个说明，唐也不问，就写了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28年，毛泽东看后立即签上了名字。人们也基本认同了这一说法。
至于为什么用54门礼炮？！由于当时并没有对外解释其代表意义，引起各方面的种种猜测，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54门礼炮代表当时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果真如此，当时确定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时为什么只选了13个少数民族的23位代表呢？实际情况是，建国初期人们包括筹备会的领导们并不太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直到1953年7月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也只有51个，加上汉族是52个。可见开国时用“54”代表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之说不能成立。
也有人认为“54”代表当时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个单位，但数来数去，只数出45个单位和特邀民主人土，似乎无法自圆其说。
带着疑问，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原来，礼炮仪式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一次在奥格斯堡欢迎凯旋归来的皇帝时，决定鸣放礼炮100响，但在鸣放时数错了，鸣了10l响，以后101响就成了盛大庆典的传统。在外交礼仪中鸣放礼炮源自英国。17～18世纪，英国是“日不落”的头号殖民帝国，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每当英国军舰驶过别国炮台或港口时，都要求对方鸣炮向它致敬，以示对它尊重和屈服，英舰只鸣炮7响，却要求对方鸣炮21响。随着殖民地一个个走向独立解放，英舰也改鸣21响，以示平等。现在一般欢迎外国元首鸣放礼炮21响，欢迎外国首脑鸣放礼炮19响，欢迎外国副首脑放礼炮17响。
再看当时的有关报道和档案资料。首先发现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鸣放礼炮时曾出现过49响和54响。1949年7月7日在北平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大会上鸣放礼炮49响。7乘7等于49，在这个特定场合，49响明显代表的就是“七七”抗战。同年9月21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鸣放礼炮54响，象征意义与这次会议的组成形式有关，下文将作详解。如追溯得远一点，1929年6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曾鸣放礼炮101响。说明历史上鸣放礼炮也是不拘一格。
198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收藏开国大典礼炮时，曾专门访问过原开国大典受阅炮兵总指挥兼礼炮队总指挥、华北特种兵副总参谋长赵大满(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负责礼炮队组建训练的华北特种兵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后任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等同志，了解当时的情况。赵大满同志回忆说：“为何放28响？毛主席告诉唐永健同志，28响代表了革命28年”。韩怀志同志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当天上午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同志来检查礼炮队的准备工作时，曾这样激励他们说：“54门炮代表政协各大小民主党派，28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28年，意义非常重大……”
由此可知，开国大典时鸣礼炮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28年，这是毛主席定下来，并向唐永健作了明确解释的；54门礼炮代表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单位。这些情况，当时的有关领导应该都知道，只是未公开解释过，以致后来有所误传。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人们尚不大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如果清楚，不可能只推选出13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直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956年正式公布)时，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只有51个；1960年后经过民族识别，又确认了普米族和门巴族；1965年识别确认了珞巴族，这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单一民族，只有2000余人；1979年6月又正式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此，基本确定了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框架。有人说开国大典时已知中国有54个民族，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还有人提出，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只有45个单位加特别邀请人士，何来54个单位？提出问题的人恰恰不明白参加人民政协的代表首先划分为五大类，大类下有若干单位，即(甲)党派代表共十四单位、(乙)区域代表共九单位、(丙)军队代表共六单位、(丁)团体代表共十六单位、(戊)特别邀请人士。可见特别邀请人士是作为第五大类代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位出席会议的。从当时公布的75名特邀代表的名单和照片的排列看，明显分成了9个单位但难以冠以单位名称(有的特邀代表发言中称为9个小单位或方面)。即：1、首席代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两位老资格中共人士共3人；2、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15人；3、以前各历史时期知名人士13人；4、老解放区民主人士6人；5、国内和平努力人士，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及已解散党派中的民主人士13人；6、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0人；7、戏剧艺术家4人；8、新疆代表团3人；9、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8人。特别邀请人士在会上的各项活动也是按9个单位安排的。45加9恰好等于54。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时，更是明确宣布“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如下的按单位次序排列的名单”，数下来正好54个单位，包括特邀人士的9个单位。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人民政协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54响和开国大典的54门礼炮齐鸣代表的都是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是可以确定的，历来少有争议，原因是毛泽东曾在由他授意的礼炮燃放说明上签过字，说明他是认可这一说法的。但是54门礼炮代表的含义却有众多说法。北师大版教师用书上采用的是54象征着参加中国政协中的54个民族这一说法，我查阅了资料，概括如下
54门礼炮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参加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此外，当时的礼炮总共数量应该是有108门，两边各放54门，一边填装，一边发射，以便连续鸣放。
有关54门礼炮代表54个民族的说法是错误的。下面所附的资料，一是来自《档案大观》，二是来自曾亲自参与建国来民族识别的施联朱教授，可以证明在1954年，我国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仅有38个，到1964年方才又识别出15个新的少数民族，之后由于文革的原因，民族识别的工作停滞，直到1979年基诺族被识别为第55个少数民族。由这一过程可以下一结论，在开国大典前后，中国并无54个民族之说，凡是与54个少数民族的说法皆是错误的。
附：
施联朱，1920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
40多年来，施联朱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著，其中《中国的民族识别》1996年获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旧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如何？这是各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瞩目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特此专访了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曾经专门从事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施联朱教授。
据施联朱教授介绍，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260多个。要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诸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落实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等，就需要把民族识别作为首要解决的民族工作任务之一尽快提上了议程。对于这些众多的待识别族体，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还要进一步弄清他们是单一的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大体上，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了四个阶段。
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族称要由各民族人民自己确定，这是他们的权利。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别问题，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同年，在中央民委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确认达斡尔人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非蒙古族。在新疆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对新中国建立前强加于俄罗斯人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把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认定的、从南疆迁至伊犁的“塔兰其”族，定名为维吾尔族；1954年把“索伦族”改为达斡尔族。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在云南260多个民族名称中，只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其中工作量较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1954年在云南操彝语、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他称或自称的族体约300万人，分为数十种支系。从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文化诸如火把节、族长制、同姓不婚、火葬遗址、祖先灵台、巫术、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称或自称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纳查”、“大得”、“他鲁”、“水彝”、“咪哩”、“密岔”、“罗武”、“阿车”、“山苏”、“车苏”等数十种族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因而被确定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把文山地区的“侬人”、“沙人”、“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不同称呼的族体，则归属于壮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约”、“拉乌”等归属于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称“白夥”的“土家”人归属于白族支系；把“黑浦”(“摆彝”)归并入傣族支系。总之，把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22个。
新中国建立前，贵州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工作时，省内各地报来的民族名称共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这80多个族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但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如“穿青”、“南京”、“喇叭”(湖广)、“黎族”(里民)、“六甲”、“(兜)”、“东家”、“西家”、“绕家”、“蔡家、“龙家、“莫家”、“木佬”、“睤睟”等。民族识别调查组还到安顺、毕节等地区进行“穿青”人的民族成份识别调查研究。
1956年经过调查研究，国家又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称。同年，中央民委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了。
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
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珞巴族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洛瑜地区。“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南方人”；其内部有“博嘎尔”、“崩尼”、“崩如”、“宁波”、“邦波”、“德根”等不同自称或他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文字；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具有与周围的藏族不相同的民族特点，因而珞巴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省从1965年起，先后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对“革兜”、“东家”、“木佬”、“三锹”等人们共同体进行初步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识别工作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样，被迫停止了十多年。
许多少数民族“返本归原”，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万余人的基诺族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攸乐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此地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基诺、汉、傣、哈尼(另说还有布朗)同出于一个大葫芦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基诺同汉、傣、哈尼等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密切关系。语言属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都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将7千余人的“绕家”、4·1万人的“东家”和3·7万人的“南龙”(其中包括1万多人的“龙家”，他们自认为白族)归并于苗族；将3万余人的“睤睟”归并于毛南族；有60多万人的“穿青”，仍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划归汉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汉人，因长期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哇乡人”、“本地人”和“梧州瑶人”，他们要求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经过识别调查研究，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认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图瓦人”，经过调查研究，他们不具备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还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
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也出现过重新提出要求作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情况，如云南的“苦聪人”和“摩梭人”。经过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为纳西族的支系。
有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他称，有的甚至带有侮辱性质。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对广大群众提出更改族称或更改族称译写所用汉字的，都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作了更改。如1963年4月改“佧佤族”为佤族，1965年10月改“癎亻童族”为壮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
自1982年以来，全国提出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有500万人，已恢复和更改的有260万人。其中主要是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苗族和侗族；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
附2：
开国大典54门礼炮代表什么？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天安门广场上，军乐队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的惊雷，将开国大典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人们不禁要问：按照国际惯例，重大典礼上最高的礼仪是鸣礼炮21响。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大典要鸣28响？！54门礼炮又代表什么？！有的外国记者猜测28响代表的是28位开国元勋，有人认为是毛泽东(繁体字)名字的笔画，有人联想到易经、爱情……。但中国人却比较一致地认为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有人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政协会上说要放28响，未做任何解释，就让在大典筹委会工作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起草个说明，唐也不问，就写了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28年，毛泽东看后立即签上了名字。人们也基本认同了这一说法。
至于为什么用54门礼炮？！由于当时并没有对外解释其代表意义，引起各方面的种种猜测，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54门礼炮代表当时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果真如此，当时确定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时为什么只选了13个少数民族的23位代表呢？实际情况是，建国初期人们包括筹备会的领导们并不太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直到1953年7月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也只有51个，加上汉族是52个。可见开国时用“54”代表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之说不能成立。
也有人认为“54”代表当时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个单位，但数来数去，只数出45个单位和特邀民主人土，似乎无法自圆其说。
带着疑问，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原来，礼炮仪式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一次在奥格斯堡欢迎凯旋归来的皇帝时，决定鸣放礼炮100响，但在鸣放时数错了，鸣了10l响，以后101响就成了盛大庆典的传统。在外交礼仪中鸣放礼炮源自英国。17～18世纪，英国是“日不落”的头号殖民帝国，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每当英国军舰驶过别国炮台或港口时，都要求对方鸣炮向它致敬，以示对它尊重和屈服，英舰只鸣炮7响，却要求对方鸣炮21响。随着殖民地一个个走向独立解放，英舰也改鸣21响，以示平等。现在一般欢迎外国元首鸣放礼炮21响，欢迎外国首脑鸣放礼炮19响，欢迎外国副首脑放礼炮17响。
再看当时的有关报道和档案资料。首先发现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鸣放礼炮时曾出现过49响和54响。1949年7月7日在北平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大会上鸣放礼炮49响。7乘7等于49，在这个特定场合，49响明显代表的就是“七七”抗战。同年9月21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鸣放礼炮54响，象征意义与这次会议的组成形式有关，下文将作详解。如追溯得远一点，1929年6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曾鸣放礼炮101响。说明历史上鸣放礼炮也是不拘一格。
198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收藏开国大典礼炮时，曾专门访问过原开国大典受阅炮兵总指挥兼礼炮队总指挥、华北特种兵副总参谋长赵大满(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负责礼炮队组建训练的华北特种兵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后任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等同志，了解当时的情况。赵大满同志回忆说：“为何放28响？毛主席告诉唐永健同志，28响代表了革命28年”。韩怀志同志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当天上午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同志来检查礼炮队的准备工作时，曾这样激励他们说：“54门炮代表政协各大小民主党派，28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28年，意义非常重大……”
由此可知，开国大典时鸣礼炮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28年，这是毛主席定下来，并向唐永健作了明确解释的；54门礼炮代表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单位。这些情况，当时的有关领导应该都知道，只是未公开解释过，以致后来有所误传。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人们尚不大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如果清楚，不可能只推选出13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直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956年正式公布)时，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只有51个；1960年后经过民族识别，又确认了普米族和门巴族；1965年识别确认了珞巴族，这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单一民族，只有2000余人；1979年6月又正式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此，基本确定了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框架。有人说开国大典时已知中国有54个民族，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还有人提出，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只有45个单位加特别邀请人士，何来54个单位？提出问题的人恰恰不明白参加人民政协的代表首先划分为五大类，大类下有若干单位，即(甲)党派代表共十四单位、(乙)区域代表共九单位、(丙)军队代表共六单位、(丁)团体代表共十六单位、(戊)特别邀请人士。可见特别邀请人士是作为第五大类代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位出席会议的。从当时公布的75名特邀代表的名单和照片的排列看，明显分成了9个单位但难以冠以单位名称(有的特邀代表发言中称为9个小单位或方面)。即：1、首席代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两位老资格中共人士共3人；2、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15人；3、以前各历史时期知名人士13人；4、老解放区民主人士6人；5、国内和平努力人士，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及已解散党派中的民主人士13人；6、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0人；7、戏剧艺术家4人；8、新疆代表团3人；9、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8人。特别邀请人士在会上的各项活动也是按9个单位安排的。45加9恰好等于54。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时，更是明确宣布“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如下的按单位次序排列的名单”，数下来正好54个单位，包括特邀人士的9个单位。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人民政协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54响和开国大典的54门礼炮齐鸣代表的都是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第4个回答 2013-03-03
54门礼炮可能代表五四运动，28则为建党二十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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