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五百字以上

如题所述

  文学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具体体现。陈寅恪认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是华夏文化之“本根”。他甚至认为:“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唯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此亦当今“新儒学”孜孜以求者欤?宋学“本根”对于近现代之影响由此可见。
  王夫之《宋论》卷一论宋太祖一统天下垂及百年,原始其因就在于与创业诸帝相较,无事功世胄之依凭而颇有惧心:
  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熏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
  宋之文治,实在是出于忧患的不得已。但王夫之接着指出:“虽然,彼亦有以胜之矣,无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废也,无积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宋人求自立、求变革之精神寓其中矣!而所谓自立精神,即王夫之“求诸己”者,就其文化内涵言之,便是起自中唐为“攘夷”而张扬华夏自家文化之运动,是六朝至盛唐充满“胡气”的外向型多元文化之反拨。唐君毅称:“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 收敛正是“绚烂归于平淡”的内向型宋文化之特征。中国文化转型之幸与不幸,关键在此。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宋代文人地位的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北宋词言及六朝,其主题不外兴废事、兴亡感。北宋积贫积弱而又豪奢宽绰,故词人对六朝奢靡之风的斥责就包含有现实隐喻意义。到了北宋末年,已是山河破碎,六朝作为回忆性对象再次出现,词人情感意绪趋于悲咽苍凉。到了南宋,南北分裂成为长期的事实,中兴无望,而权要者文恬武嬉,不思抗战,直把杭州当汴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下,对六朝的感受也就更为不同,更为深广。把六朝与南宋的所有联结点全部发掘出来,几乎成为词化了的六朝史,又在六朝史的历史回忆中寄托着炽热的情感。
  宋代治史风气颇盛,出现了一批名史家和名史著,有的居于历代史学之一流地位。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欧阳文忠公集· 事迹》中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书中最精彩的传序,如《〈一行传〉序》十分赞美和强调作为人臣的忠、节,这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价值观,也是宋代史学思想的核心。宋代特别是两宋交替以及宋亡时期忠、节意识如此强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兴衰倏忽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极其重要、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兴也速,其衰也忽。兴则不可争锋,衰则难以抗拒。兴在“忧劳”,衰在“逸豫”,关节点即在此。这又不仅是针对五代的,而且普遍适用于各朝各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这便成为宋代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资治通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宋人的史学意识,宋人高度重视史学文化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因此,宋代文学审美类别上,咏史诗的存量特别丰富,涉及到先秦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单是咏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和诗,以王安石的成就为高。
  议论风格
  宋人的思维是思辨型的,所创立的哲学是思辨型的哲学。这就孕育了他们爱议论的习惯。宋人好为人师,好指点、发话、评论,滔滔不休。在这一点上,宋人的议论风生,确实不同于唐人的感性描述。微言阐明大义,意象引发哲理,这是总体性的思辨结构所决定的。
  宋人好思、多思。由于以形上道者为先导,就不会满足于对形下器者的描述。往往从形下器者出发,进而加以提升,达于形上之道。因此,“器”乃所借对象,“道”才真正成为所论目标。“器”乃缘由、工具,“道”乃归宿、本体。或引发人生哲理,或申述宇宙精义。不满足于浅表之“象”,而是不断探寻“意”,形成了宋人的思维线路和模式。这样,宋代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审视和思辨的时代。
  从文化风习上看,宋人颇有策士之风。宋代的精神领袖、文化精英领风气之先,整个文化精神领域便弥漫议论之风习,成为时代之精神现象。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文学、美学。诗歌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最富宋代诗美学风格的议论化、哲理化特征。宋文亦如此,这并不包括那些纯议论的文章,而是借助于某一具体对象生发开去,以表述某一生活、人生、宇宙哲理的文章。这样,对象是具体的,所引发的则是抽象之理。而宋人在发表议论时常常在实践性中包含着现实用意,是有感而发,有现实针对目标。
  求异思维
  宋人的思维是求异型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看法,决不轻易认同前人和当代人。求异思维使其有独创性,他们对人、事以至国事的看法、见解总是与众不同,有自身独到的视阈、观照点和论析方式。
  这是从对传统经学怀疑、质疑所形成的宋代文化、哲学精神。所谓传统经学正是所谓汉学,在对汉学的怀疑中建立和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形态和内涵的宋学,以反传统也就是疑古为起点。“怀疑”“疑惑”,是其思维出发点和基点。因其所疑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两派:一派为疑传,一派为疑经。这中间有深入之趋势。在否定性、怀疑性文化氛围内,美学领域也得其风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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