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之哲学方法论为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理论思辨和分析方式奠定了基础，中和、中庸（执两用中）、对待、环中、一与多、合异与散同、正名、损益、观复、易简、通变、比类取象、比类运数、符验、辨合以及天人合一等等思想认识方法原则便成为传统学术之理论思维传统，并且在具体运用中进一步发展，来探讨“性与天道”这一涵盖于各学术门类的传统学术思想中之总命题，因此而有董仲舒之“以类合之，天人一也”[xix]命题，有魏晋时期之“辨析名理”思潮，有南北朝时期范缜之质用统一和贾思勰之性能统一之说（实即“体用不二”，范氏之说用来阐明形神关系，贾氏之说用作分类之据），有王安石之“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xx]以及张载之“体用不二”[xxi]和沈括之以“法”求“理”的观念与方法，以及有王夫之的“象数相倚”、“由用以得体”、“乐观其反”、“善会其通”和“理势统一”[xxii]等关于分析与综合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理，黄宗羲的“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xxiii]的学术方法论，等等，不一而足。至于执两用中，通变观等等作为理性方法原则在后世之普及，则实在是举不胜举。如果需要作一个简单之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说讲求“中庸”、“对待”、“天人合一”、“通变”、“体用不二”、“立象取比”以及“疏源通流”等等方法原则构成了中国式的哲理思辨和理性分析及理论操作表述之主要特点，古人以此而察类（知其然）、求故（知其所以然）、明理（知其必然与当然），来实现“究天人之际”之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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