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范仲淹的尊敬
范仲淹二十岁时，曾远游陕西，结识名士王镐，一起啸傲于雩、杜之间，抚琴论《易》，极尽其欢，晚年仍满怀深情地追念这位旧友。约略稍前，范仲淹还与王洙有布素之游，奠定了终生不渝的友情。这种出行和交游，开扩了青年范仲淹的视野。
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范仲淹在著名的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应天书院求学，数年的刻苦力学生涯使他“大通六经之旨”。青年范仲淹虽“出处穷困”，“布素寒姿”，但却矢志不渝，勤奋学习，自觉磨练意志，确立了其卓荦不群的理想人格，“忧思深远”的忧患意识和“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如果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范仲淹的初衷，那末在南都学舍他已有了“慨然有志于天下”的人生信念。
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进士及第，是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是科江西人萧贯贡试第一，但鄙薄南人的寇准，硬是说服真宗，让蔡齐状元及第，这和他坚持不让王钦若拜相一样，体现了他人才观念上狭隘的地域观念，范仲淹却对这位名相的刚毅果敢，勇于决断，推崇备至。
仲淹释褐初仕广德军司理参军，首先奉母侍养。他治狱廉平，清正自守，常与知军大异其趣而挺然不从。刚正不阿，卓然而立的操守已始见于筮仕之初。天禧元年（1017），范擢文林郎、权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时知州为上官佖，通判杨日严，十分倚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幕僚。次年，三十岁的范仲淹有燕赵之行，留下了豪情满怀的《河朔吟》，抒发了他收复燕云失地的壮志雄心。他还奉母命归宗复姓，上表陈请时有一联四六名句，化用范蠡、范睢故事，用事精切，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文字功力。
天禧五年（1021），仲淹调官监西溪盐仓。这位僻居海隅的监当官，颇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感，不避自荐之嫌上书时为执政的张知白，向他倾吐心声：“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八百余年后，民族英雄林则徐也直抒胸臆：“位卑未敢忘忧国”，实出同一机杼。范仲淹同年挚友滕宗谅，时官泰州从事，两人志趣相投，时相过从，唱酬无已，他们在东海之滨结下情逾骨肉的金石之交。他和富弼，也在海陵结下终身不渝的忘年交，当时，富弼侍父而来读书于此（弼父富言监泰州酒税）。
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创议重修捍海堰，与滕宗谅一起主持这项工程，因气候条件恶劣，遭遇挫折。但仲淹不为所动向朝廷力陈，得到淮南漕使胡令仪、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在胡、张的主持下，于四年秋重新开工，历时三年，这条横跨通、泰、楚三州，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终于完成。虽然仲淹因守母丧离开了泰州，但当地人民仍将其命名为“范公堤”。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杨阜《画像赞》云：“我思范公，水远堤长” 。“青衫下僚”的“名世高节”，是永远留在当地人民心中的丰碑，范公堤在近千年的“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遗址迄今犹存。范仲淹写有《堰记》，总结他第一次治水的实践经验，可惜这部水利名著早已散佚。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罢执政为南京留守，辟守丧居此的范仲淹掌应天府学教席。次年，还荐仲淹应学士院试，除秘阁校理，范的仕宦生涯实现了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对小自己二岁的晏殊终身师事之，体现了其尊师重道的可贵品格。范仲淹在执掌府学的教学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其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在南都守丧期间，范仲淹向宰相上万言书，提出了他最初的改革新思维， 不仅成为庆历新政的蓝图， 也启示了王安石的熙丰变法。 苏轼高度评价了这一“天下传诵”的万言书，称“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首相王曾对这通万言书极为赞赏，暗示晏殊荐范召试馆职。在宋仁宗时期，人才的脱颖而出，时贤先达的荐拔赏识，大力提携，也是重要原因。范仲淹对此深有体会，在他跻身名流后，比他的前辈做得更多、更好。在人才的破格选任方面，由于范仲淹不遗余力的倡导和垂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仁、英、神、哲四朝如云蒸霞蔚般灿若群星的可喜局面出现，这是赵宋王朝能在内忧外患中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力谏皇太后不可在殿廷接受仁宗行拜贺之礼，认为这样有损“君体主威”；又建议刘太后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但春意正浓的皇太后切于权势，疏入不报。仲淹遂自请补外，通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
天圣九年三月，仲淹迁太常博士、徙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通判。知州杨日严乃亳州时顶头上司，继任知州胡则，也与仲淹结成忘年再世之交。人在宛丘的范仲淹仍时时关注着朝廷的政治态势、人事变化动向。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撒手人寰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原先上疏忤刘太后的官员相继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除右司谏。宋代的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即可据传闻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失实，也不加罪。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望尘莫及的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朝政权力。目的在于 “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 苏轼对这种“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的赵宋祖宗家法最为赞赏， 尽管他自己曾蒙受过“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
仲淹直言极谏，恪尽言责。在太后称制时，劝刘后尽母道；在仁宗亲政后，则劝帝尽子道，调和二宫，煞费苦心。仲淹还受命安抚江淮灾伤，所至措置得宜，如奏蠲舒、庐州等地折役茶、赡军茶、江东丁口盐钱，主张盐法通商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是年岁末，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下，仁宗废黜郭皇后。台谏在孔道辅和范仲淹的率领下，群起力争，被责问得张口结舌、理屈词穷的吕夷简玩弄阴谋手法，请台谏次日上朝力陈；仁宗连夜下达诏旨，分贬台谏领袖孔、范出知泰州、睦州，天明即押出国门。台谏官员相继上疏救援、力争，皆不报。在皇权和相权的联合压制下，显然，台谏只能屈居下风。
景祐元年（1034），仲淹出守睦州。在春意绵绵，风景如画的新安江畔，身心疲惫的范仲淹，凭吊严子陵钓台，主持重修了严光祠堂，精神境界有了新的升华。他倡导贪廉懦立的名教思想，“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成为激励人们道德质量修养的千古名言。桐庐郡小政闲，公务之余，范仲淹与幕僚一起登临游赏，交相唱酬，饱享畅游山水之乐。就在仲淹陶醉在江城赏心悦目的诗情画意之中时，同年八月，一道诏令将他调知乡郡苏州。
当时苏州正发大水，宋代任官有避乡贯、亲嫌的规定，不知是否他主修“范公堤”的成功实践促成了这次调动？范仲淹行装未卸，就赴常熟、昆山实地考察灾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东海的治水方略，成为苏州地区北宋迄今屡见成效的一种治水主导性思路。回到苏州城内，又全力以赴赈济救助嗷嗷待哺的十万灾民。仲淹记事以来第一次回故乡，仅及凭吊吴县天平山的祖茔，察看姑苏城内的祖居，命名其宅西斋为岁寒堂，堂前之松为君子树，树旁之阁为松风阁，各赋诗一首，寓意深矣。
景祐二年（1035）三月，仲淹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有了更能发挥其才华和更多干预时政的机遇。八月，仲淹以判国子监召回后，言事益切。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吕夷简奏请任命范权知开封府，想以烦忙的日常事务困扰之，再相机寻其治政失误而罢黜之。但范精于吏治，治绩无懈可击，京都肃然。
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吕夷简擅权市恩。向仁宗上百官图，指出进退官员的大权应由皇帝亲自掌握。又上《帝王好尚》等四论，仲淹不过是从维护赵宋祖宗家法的立场出发，主张强化皇权，侵削相权而已。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权势欲极重的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诏令范仲淹落职出知饶州，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言事而遭贬黜。阿附权相的侍御史韩渎还奏请以仲淹朋堂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当时范仲淹以其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已在士林享有重望，馆职余靖、尹洙上疏论救，相继被贬外；欧阳修致书右司谏高若讷，斥其迎合时相不论救仲淹为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被贬知夷陵。蔡襄愤而作“四贤一不肖”诗记其事，士论荣之，传诵中外，洛阳纸贵。这场风波史称“景祐党争”，上述诸人后来均成为宋代名臣，范仲淹士林领袖地位逐渐形成。仲淹被贬出京，依例交游官员当祖饯都门，但迫于时相的淫威，前来送行的只有李紘和王质。
三出专城，屡遭贬黜的范仲淹，虽鬓白如丝犹素心未改，“许国忘家”乃其立朝准则、处世信条。仲淹每守一州，把兴利除弊作为行政首要目标。在饶州，奏免鸟嘴茶充贡和奏免德兴银冶场的贡课，成为他新的德政。南宋初，状元及第的王十朋在州治创思贤堂，州学建敬爱堂，立颜（真卿）范庙，以纪念这位前贤。
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因叶清臣疏请，诏移仲淹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次年到任。宝元二年（1039）三月，又徙知东南重镇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在润，仲淹尝筹划建州学，重建清风桥，后被改名“范公桥”；在越，则以德化治，后人建有贤牧亭以祠。他还留下了《清白堂记》，力邀李觏来越州州学执教，兴学已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康定元年（1040），西夏战事骤起，宋军大败于三川口，朝野震惊。仲淹临危受命，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旋擢刑部员外郎、陕西都漕，又迁龙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膺寄方面。八月，再迁户部郎中，自请代张存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在延州实行将兵法，采取积极防御、寻机小规模出击战略，初步稳固鄜延防线。授狄青《左传》，勉以折节读书，遂成一代名将；又对志在投笔从戎的张载，劝以治《中庸》，张后成关学开山，理学巨擘。仲淹的慧眼识人，于此可见一斑。
庆历元年（1041），韩琦对西夏采取攻策，仲淹不为所动，结果宋军大败于好水川。仲淹也因私与元昊通书，独犯“人臣无外交”天条而被降官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韩琦则因败军之罪贬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十月，分陕西为秦凤、泾原、鄜延、环庆四路，由韩琦、王沿、仲淹、庞籍分任四路帅臣。仲淹奏上攻守二议，初步形成其独具卓见的加强西北防务、抗击西夏的军事思想。
庆历二年（1042），范上疏再论攻守之策，主张增筑堡塞，行坚壁清野之计，在扩军备战的同时，实施招纳怀抚之策。三月进筑大顺城，成为楔入双方必争地界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范有诗记其事，张载有《记》颂其功。仲淹又主张营水洛城，坚辞邠州观察使之职，不愿以文阶易武阶，这是当时儒臣的普遍心态。闰九月，由于主将葛怀敏“猾懦不知兵” ，轻率冒进，再败于定川砦。仲淹及时从庆州出兵驰援，方稳住阵脚，迫使西夏退兵。十一月，诏命复置四路都部署，以范、韩、庞籍分领之，系衔并带四路招讨使。仲淹上表自请，愿与韩琦共同驻跸泾州，与延州庞籍成犄角之势，又奏请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兼两路帅臣。经过反复探索，在范、韩主持下，宋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始构筑完成，宋夏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宋夏和议，仍以延州为管道，正式启动。范仲淹稳妥的积极防御战略初见成效。
庆历三年（1043）四月，范、韩因西线战功而擢拜枢密副使，八月，又除范仲淹参知政事，九月开天章阁，诏命近臣条对时政，仲淹应诏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措施。标志着庆历新政之始，且除修武备一项外，其余九项措施均以诏令形式划一颁行，在行之二年的新政期间，尚有溢出十事疏的内容。新政包括澄清吏治、培育人才、富民强兵、强化法制等四个方面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法制等各个领域，是顺应历史潮流，颇有一定深广度和社会效应的一次改革运动，旨在调整封建国家决策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改革。其中，如“磨勘新制”是对两宋陈陈相因的的磨勘旧法唯一一次革故鼎新的强力冲击；厚农桑也确实对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产生了积极影响。最为功德无量的是诏州学立学和改革贡举考试制度，这不仅促进了文风和社会风气的深刻转变，也造就了大量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文化学术事业等精神文明的高度繁荣昌盛。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弥久的影响。庆历新政为熙丰变法及此后的历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由于仁宗皇帝的始从终弃，执政大臣的首鼠两端，守旧势力的顽固强大，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导致了庆历新政的功败垂成。但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全面政治改革，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远大抱负的一次可贵实践，其功绩永垂史册。庆历四年八月至五年元月，仲淹被命宣抚河东、陕西，在秋冬季节，先后行经今山西及陕西的一些地区，在宋代为交通未便、备极艰辛的极边地区。就在仲淹黾勉王室，艰难跋涉之际，王拱辰等策划了“奏邸之狱”，将苏舜钦等改革派新进英锐“一网打尽”，矛头直指时相杜衍和参知政事范仲淹，范自请罢执政，求知邠州，得到批准。庆历五年十一月，又诏罢仲淹兼任四路帅臣，以给事中改知邓州。
庆历六年（1146）起，范仲淹在邓州渡过了三年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解除了机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邓州这一风光秀美的重镇，在“幕中文雅尽嘉宾”和诸子随侍的亲情中优闲度过了邓州之任。在这里，他的曹氏新夫人还生下了季子纯粹，后来成为苏轼的徐州僚友，他请苏轼写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序》。仲淹在邓州，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既是对前任、同年谢绛的忆念，又把这风景如画的园囿辟为公园而与民同乐。仲淹在邓州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其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他还兴致勃勃参加了祠风师、贺瑞雪等民俗活动，祈求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每到一地，他总把民众的疾苦安危放在首位。所以当他任满时，邓民遮道，仲淹也颇愿留任，遂得再任。范仲淹身后，邓人在州治建“景范楼”，在百花洲建范公祠，纪念这位名臣在邓州留下的政绩与遗泽。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移守东南重镇杭州。在赴任途中，他最后一次在乡郡姑苏逗留，决定创办范氏义庄。作为元老重臣，这年七月，又擢官礼部侍郎。尽管他未能如唐宋贤守白居易、苏东坡那样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留下令人赞叹的白堤、苏堤，但他首创的救荒模式，却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皇祐二年，两浙路爆发大饥馑，杭州灾情尤重。仲淹一改开仓济民，赈济流亡的常规办法，而是纵民出游竞渡，力倡公私兴工造作，独创以工代赈，募民兴利的救灾新模式。另外，他又抬高粮价，广泛吸纳粮食涌向杭城，导致粮价大幅回落和人心稳定。这种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兴办公共设施和工程项目，组织灾民自救；与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粮价双管齐下的高明措施，保证了杭州“民不流徙”，安然度荒。皇祐三年，范仲淹移知青州，与富弼交政后，又逢河朔饥荒，范又成功地将这种管子发明的轻重之术发挥到极至，一举三得，既平抑粮价，又免支移之苦，还帮助州民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这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的过人胆识和行政智慧。可惜，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052年6月20日），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移守颍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范仲淹“智谋过人远甚”，“文武兼备” ，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方面，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即使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也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又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教育事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他不凡而短促的人生，谱写了“先忧后乐”的时代乐章。
范仲淹生前故后，士大夫对他表示了一致的推崇，绝非偶然。王安石誉之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 ，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黄庭坚论定为“当时文武第一人” ，王十朋更褒为“此志此言高孟轲”，“见公端似见周公”；朱熹也评为“本朝第一流人物”；元好问亦推为“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的圣贤。范仲淹的影响，也超越了时代和国界，如日本著名景观“后乐园”，即由朱舜水取范仲淹名言而命名。近代以来，范仲淹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绝非偶然。范仲淹忧先乐后的风范，刚正不阿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志，爱国忧民的信念，淡泊廉素的作风，泛爱乐善的胸怀，博闻广知的学识，文武全才的智慧，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构成了他“粹然无疵”的完美人生。
范仲淹留给后人的学术论著、诗文不算很多，但其影响却歴久而弥远，深刻而惊世。赵宋王朝虽然在内忧外患中支撑了三百二十年，但却创造了封建时代最为兴盛的精神文明，在当时世界也居领先地位。朱熹已指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近代的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和王国维先生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宋学是难以逾越的巍巍高峰。宋学突破了汉唐墨守经传旧注训诂的樊篱，倡导义理之学；追求心性修养，及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外王内圣的统一；具有“致广大，尽精微”的博大精深，整合儒释道学的万千气象。其本质特征则是陈寅恪先生总结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宋初即已确立右文崇儒，“以文德致治”的既定国策，宋代大开孤寒之士通过科举入仕之路，通过馆阁制度培养和储备人才，令其致身通显。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中，多蕴涵着爱国热情、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和自觉追求，范仲淹就是其中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体的杰出代表。官僚与学者是他们的一身两面，范仲淹年青时曾在应天书院学习过，后又执掌书院教席，不仅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也对教育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庆历新政中的诏州县立学，是功德无量的盛举，奠定了我国九百六十年以来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为大批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他也曾短期担任过判国子监之职，主张办医学等专业教育，培养和荐引了当时最著名的几位太学教授：宋初三先生及李觏。宋代太学、州县官学、书院学等三级教育体系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创举，范仲淹视教育为头等大事，培养人才为百年大计，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如宋六家中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政治家富弼、司马光，著名学者李觏、张载，宋初三先生，均出自高平门下。他与古文学家尹洙、苏舜钦及名臣韩琦、杜衍、晏殊等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自己以《十事疏》为代表的政论性散文，五《记》为代表的古文，《易义》为代表的学术著作，骈散结合的律赋创作，乃至脍炙人口的某些诗词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他从不曲学阿世，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融儒释道于一炉的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使他不失为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学术思想界领军人物。
范仲淹“积学于书”，“得道于心” 。他哲学思想的基石是：提出了“纲维三才”的天人合一观，穷神知化的辩证思维，理一分殊，内圣外王的四德说，实开《易》学研究中义理派先河。宗经则是其哲学思想的取向，他于六经中求文、道、用的统一，实创“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治学路子。范仲淹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正如他诗中所高度概括的那样：“清静道自生”，“读《易》梦周公”，“养志学浮丘” 。这种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他成为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宋学开山。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强烈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的担当精神，浓郁的人文情怀。他立志“尚经天纬地之业” ，而“忧事浑祛乐事还”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信念。兼济天下，“爱国忧民”是范仲淹立身行事，处世立朝的惟一准则，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范仲淹毕生信守不渝的信条是：“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所以他能坚持“行己有耻”的高风亮节，不仅在贫贱时能安之若素，富贵时也能保持清正廉明，“为政忠厚，所至有恩” ，兴利除弊；晚年又推己及人，设立扶助贫寒族人的义庄。
“素心直拟圭无玷”的范仲淹，开“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的时代新风。倡导名教，旨在重建以儒家名教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仲淹的名教思想，包涵了丰富的内容，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诚明、忠孝之类观念，而且也包括恬于进退，淡泊名利，犯颜直谏，气节观念等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如果说前者更着重于个人的心性修养层面，后者则更注重于社会责任的层面，两者的和谐统一，即为外王内圣贯通的伦理道德规范。范仲淹以名教为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是其名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震烁古今、义薄云天的惊世名言。其“至诚许国”，“不以进退易其守”的情操，不仅两宋时广为传颂，时至今日，犹不失为仪型典范。
范仲淹无论出入中外，执政临民，乃至膺寄方面之际，始终以“犹济疮痍十万民”的执着，为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他力主茶盐通商，发展商品经济的远见卓识，主持改革，兴修水利，奖劝农桑的成功实践，以军事、外交、经济（屯垦戍边、坚壁清野）手段三管齐下巩固边防的虑深思远，刺激消费、以工代赈救荒济赡的独特模式，提出“损上益下”、“裒多益寡”，摧抑兼并的固本宁邦之策，运用轻重之术平衡粮价，虽仅是吉光片羽，但仍不失为中国经济思想上颇具亮色的真知灼见。这不仅是比他的前辈提供给历史的“新的东西”，也是为后人提供有益谋谟的宝贵财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体现了他一贯的民与物胞的人文情怀，充分反映了他对家族、社会的责任感、爱心奉献及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心态。范的高瞻远瞩，实开宋代赈济、福利事业的先河，南宋不仅富家大族竞起效尤，蔚为时尚，而且，也促进了始于北宋末的官办慈善养济机构的诞生，成为近代各种官方民办扶贫事业的滥觞。范氏义庄的成功实践及其遗韵流泽，对于当今社会保障福利机制的形成及扶贫事业，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范仲淹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提出了“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 的主张。他还力主“文质相救” ，文以载道，将道统与文统完美结合，他有独具一格的诗论和赋论。他对前辈作家王禹偁、穆修比较推崇，对同时代的尹洙、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力为古文”的文学造就也颇为赞赏。他自己也创作了文质兼备、情文并茂，骈散结合的散文和律赋。范仲淹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群体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一扫西昆体“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破碎大雅”的弊弱文风。
范仲淹还主张：在文学创作中须“文辞贯道”， “意必以淳，语必以真” 。他在《唐异诗序》等文中简要概括了唐诗各种流派的特色，反映了他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品位，对诗歌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有明晰的认识。诗言志，歌咏言，他认为抒发真情实感是诗最本质的特征。范仲淹的诗众体皆备，他的交游诗、山水诗、边塞诗中不泛“格清而意远”的精品佳作，如《野色》、《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献百花洲图上晏相公》等为不可多得的杰作。另外，范仲淹的律赋创作，堪称唐宋大家，尽管他精心编纂的赋汇总集《赋林衡鉴》已佚，但保存下来的序，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赋论。律赋兴于唐，宋代以来，赋主要是应付礼部贡试的科举文体，不为人所重。但“少游文场，尝禀词律”的范仲淹，却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创作出不少言为心声的佳作。正如杨万里所论：“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宋文之盛，正始于庆历，范仲淹无疑是这一作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边塞词人的范仲淹，虽其词作多已散佚，今仅存五首，但却阕阕精彩，字字珠玑。他的词作豪放中有婉约的成份，实开苏辛词风的先河，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节律感，音乐美。范仲淹的散文，题材广泛，是他从政、治军、兴学的实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颇具文学和审美价值，其中不乏佳篇。《岳阳楼记》等五记、《十事疏》、《奏上时务疏》等为传颂已久、脍炙人口的杰作，他的四论也风格犀利，纵横阖捭，还有一些书信及伤悼文字也写来感情真挚，十分动人。总之，范仲淹不失为享有时誉的作家，他的诗文言志抒情，风格清新，自然流畅，立意超迈，醇厚雅正，一如其人，广受当时及后世的人们所喜爱。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中，理应有范仲淹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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