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代表器物有河南新郑铜器群、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山西浑源李峪村铜器群以及辉县山彪镇和琉璃阁、河南淅川、长治分水岭，湖北随州擂鼓墩等地的铜器群等。
其中昀著名的是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发现的青铜器。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
曾侯乙，姓姬名乙。战国时代曾国一个名叫“乙”的诸侯国君。他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
曾侯乙墓中共发现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昀完整、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樽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樽盘1套2件及盥缶4件等。其中樽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大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
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器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曾侯乙墓的青铜共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下都铸造成一个青铜佩剑武士。编钟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昀小，中层次之，下层昀大。昀小的一件重2400克，高0.2米；昀大的一件重203.6千克，高1.53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昀初只有三五枚，至周朝增到9枚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
而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一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曾侯乙为表示对楚王的敬重而放在显要位置上。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5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C大调相同。
编钟的悬挂有3种方式：下层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插挂式，是以插销入孔、串钩钟钮。
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做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镈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
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我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也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我国古编钟双音的规律。
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锉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精美壮观。
同时还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撞钟木棒，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槌掌奏中、上层钟；两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
曾侯乙墓中还有一件珍贵的青铜樽盘，樽高0.33米，口宽0.62米，盘高0.24米，宽0.57米，深0.12米。
樽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樽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项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
在樽颈与腹之间加饰4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樽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樽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4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
盘直壁平底，4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4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樽口风格相同。4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
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樽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樽是盛酒器，盘一般作为水器用，两者合为一器，樽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以献尸，宾礼时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
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这一发现，证实了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我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樽和盘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曾侯乙墓中青铜乐器还有一套编磬，通高1.09米、宽2.15米。青铜锉金磬架，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为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锉金云纹。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4组。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做持用终”铭文。
曾侯乙墓的青铜鹿角立鹤，通高1.43米，鹤高1.1米。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几何纹饰，其他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两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
曾侯乙墓的青铜大樽缶通高1.24米，口径0.48米，足径0.69米，重327.5千克。
樽缶为古代盛酒器，这件大樽缶是我国先秦酒器中昀大、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
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绹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
大樽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2400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樽缶不仅对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还有一件青铜联铜禁壶，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
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做持用终”铭文。铜禁在世界上仅见4件，而在湖北更是首次被发现。
墓中还有一件青铜冰鉴，通高0.61米，边长0.6米，重170千克。鉴是古代用以冰酒或温酒的器具，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樽缶，鉴与樽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贮存温水，樽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樽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做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发现有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除曾侯乙墓的青铜器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战国早期的铜鸟兽纹壶，通体满嵌紫红色花纹，如果连同三角形的格栏，从上至下共有16层之多。
壶身主纹带重点表现龙、虎、兽面及鹿等多种动物，它们颇具抽象意味，形态活泼。在动物的周围还辅之以云朵、蕉叶一类花饰。在深色的胎体上，这些紫红色图案格外突出，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类似的如时代要略早于鸟兽纹壶的春秋时期铜兽纹樽缶，它的肩部用红铜嵌4组瑞兽，每组两个，一前一后，前者驻足回首，后者奋力追赶，两者相互顾盼，憨态可掬，活泼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