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用
马克思韦伯的话说——是个尚未除魅的时代，其精神气质是古典的。前现代、或者说古典时代，其经济组织形式是农业社会，其社会的构成是有机的，或者说，是熟人社会。首先，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存在独立的个人概念，因为人与家庭、城邦的关系交融的。换而言之，并非是先有了个人，才有了团体；而是先有了团体，才有了个人。这导致了，人类的一切精神追求都与团体紧密相连，例如，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至善必须要在团体的政治生活中才能得到实现。
其次，由于自然尚未除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交融的，而不是对立的。人不把自然当做异质的对象看待，而是将自然生活与人的社会生活并置在一起看待，或者说，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边界是模糊的。例如，古代人往往持有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而不持有
机械论的世界图景。
最后，人类的精神气质是安定的，或者说，人是被“安排”好了的。在古典时代，世界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考察古人的政治组织形式、经济生产方式等，往往长期不会发生变化。在前现代，500年前的经验，可能500年后依旧有用。人们不需要忧虑未来，也不去期盼未来，这是因为未来的一切都已经在过去发生过了。
而当我们步入现代社会，随着
工业革命、新教伦理、近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的出现，人类的社会与精神状态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现代是工业社会，其社会的构成是无机的/原子化的，其世界是流变的而不是稳定的，其精神气质是理性的异质感的而不是神话的同质感。
那么，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分何在？现代和后现代更多并不是两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两种对现代世界的不同态度。前者是乐观的，后者是悲观的。这从何谈起呢？请看下面
现代主义是对
启蒙运动以来，一系列现代精神的歌颂，这包括自由、平等、民主、理性、博爱等。其中，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概念，理性意味着，我们不再相信古典时代的神话图景——无论这种图景是关于自然还是政治的——我们要从新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自然科学），重新建立我们的社会组织形式（近代政治）。
现代主义为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新神，即，理性。让我们重新审视下一个现代人的处境吧，他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而不与社会团体相连接；他面对的世界是日新月异的，是飞速发展的，而不是一首稳定的田园诗；他和自然是分离的，自然对他而言是个被利用的他者，而不是与自己共存的伙伴。现代人特有的孤独、迷茫和不满足也就源于此。
此时，现代主义说：“不用怕！”，只要我们有理性，理性足以帮助我们对付这一切。这体现在一系列现代的“伟大规划”。我们第一次设计了我们政权组织形式，我们相信数学和实验能够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现代主义宣称，理性为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带来了新的确定性！只要理性，生活就会美好，人民就会幸福，国家就有希望（雾）。总而言之，现代主义相信理性会使我们过上比前现代更美好的生活。
那么后现代呢？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时间上确实较晚。但这一思潮的萌芽——对理性的质疑态度，自启蒙运动就有之。后现代的主张是：现代世界是流变的，没有秩序的，没有权威的。我们应歌颂并参与到这种混沌中，而不是企图建立一个“理性”的新神。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推崇，与古典主义中的“神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既然世界业已解放，既然人们不再活在神的圈养下，为何还要再立一个新神呢？
后现代主义者喜欢谈论破碎，而不喜欢现代主义的整体规划（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者喜欢把不同的元素混在一起，而不喜欢现代主义对各领域的区分；后现代主义者喜欢去中心化，主张没有高雅与低俗、正确与错误的差别，而不喜欢现代主义的理性对一切做出评判。后现代主义甚至说话颠三倒四，以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性秩序发动冲击。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三个概念都是以现代为中心的。现代之前，世界不寻求前和后，因为一切的一切早已注定。正是现代出现后，我们才对前现代/古典时代加以“他者的目光”。同时，现代出现后，人们对这个奇怪的时代采取了两种态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前者是守序的，后者是混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