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德国，在割地赔款的基础上，长期被迫一分为二。在东德，人们“被”分享了苏联“解放者”和“胜利者”的角色，每年的5月8日，成了毫无争议的“胜利日”和“解放日”，总是要拿出来专门庆祝一番。通常会举行数万人参与的大型广场集会和表演活动、阅兵仪式，中间穿插着反法西斯主义和反西方，尤其是西德意识形态的讲话。
1975年东德发行的纪念邮票。
然而，西边的联邦德国，对这个日子的认知，反倒没那么痛快，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具体可以分为战时一代、战后一代和当下年青一代。
战后最初的十几年，真正经历战争的那代人，都在努力回归正常生活，因此，更倾向选择“遗忘”。这时，只要没有犯下“反人道主义罪”（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普通纳粹党员和战争的参与者，几乎没怎么受到追责。
西德人民自发的反省，要等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与二十前美国主导的纽伦堡审判不同，六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审判是由德国人，尤其是战后成长的那一代青年人，主动发起的。这一批40后出生的青年人开始提出疑问：“我们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些年，他们隐瞒了什么?”
此时，一些“隐藏的纳粹”竟被重新揪出，送上法庭或者剥夺公职。在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的西德年轻一代的眼中，他们是德国的耻辱，都是大屠杀的罪犯，是正义之网的漏网之鱼。
举个著名的例子，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名叫做的克拉斯菲尔德女记者冲上前，给了已经深刻反省无数次的，西德总理基辛格（不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下图）。她说，自己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的这个耳光，当过纳粹党员的基辛格是全德国的耻辱。
克拉斯菲尔德
几乎同时期，时任西德总统吕布克也被迫下辞职。因为，在纳粹时期，吕布克任职的建筑公司曾经参与设计过集中营。这成了吕布克非常耻辱的经历。
在这种氛围下，又出现了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回归正常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勃兰特对于二战的论调是——罪过和责任分开，他强调：纳粹的罪行，虽然不是所有德国人的集体犯下的，但是每个德国公民都要承担集体赎罪的责任。即，罪过应该由某些人去承担，责任则应由德国人民共同承担。
基于这个论调，德意志民族理所应当的要承担“赎罪”的责任。除了战后德国付出的具额赔偿和各种津贴外，勃兰特的一“跪”，更加表明了德意志人自愿承担责任的态度。
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跟日本截然相反的是，德国的教科书也在极力的还原纳粹的本质和战争的真相——除了纳粹本身的反人类罪行以外，德国普通民众也是“共犯”，他们对纵容希特勒的极权，和史无前例的种族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纳粹德国政府再邪恶，那也是民选的政府，纳粹党是赢得了最多数的选票，才获得上台组阁权利的。这么看，对战争的反省、赎罪，德国公民，人人有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