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时间之书》中，余世存先生一次次进行着一种深入的推演，如古人将五天称为微，十五天称为著，五天为一候，十五天为一节气，他从见微知著出发，阐述了先民立身处世和安身立命的参照原则。一个人了解太阳到了南半球再北返回来，就知道此时北半球的生命一阳来复，不能任意妄为，“出入无疾猛察谈”，一个人深入体悟这一时空的逻辑，就明白天地之心的深长意味。立春节气是“天下雷行而育万物”，这是提醒人们春天是生发的季节，植物、动物都生发繁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伤春的。如果了解到雨水来临，就知道农民和生物界不仅“遇雨则吉”，而且都在思患预防。如果了解到大暑期间河水井水浑浊，天热防暑，此一时空要义不仅在于消夏和获得降温纳凉防暑一类的物资，更在于提高公共认同，“劳民劝相”。当年，咸丰皇帝才智一般，比不上兄弟恭亲王，但他让父亲看重立为太子就是因为他的老师教了他几招没游，其中一招就是跟众王子一起打猎时他一箭未放，父亲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此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据说道光帝称道他：“此真帝者之言”，可见这种顺天及物的思想早已成为中国人根骨里的道德准则。
可以这样说，余世存先生在《时间之书》中完成了一次关于中国人情怀方面的完美推理，他认为人生社会有节，人身人性有气，节气不仅自成时间坐标，也演化成气节，提醒人生百年，需要有精神有守有为。孔子观察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而后引申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中国源远流长的精神气节，源头正是时间中的节气。《时间之书》的内核问题自此浮出水面：从节气到气节，仍是今天人们生存的重要问题，我们是否把握了时间的节气?我们是否把握了人生的节点?是否在回望来路时无愧于自己守住了天地人生的气节?很遗憾，现在的情况并不如人意，余世存先生感慨：枝碰“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跟天地自然隔绝了，当代人为社会、技术一类的事物裹胁，对生物世界、天时地利等等失去了感觉，几乎无知于道法自然的本质，从而也多失去先人那样的精神，更不用说气节。”
在这样的基础上，《时间之书》直指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时间感的丧失。余世存先生承认全球化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现代人对时间空间的超越，但也明白地指明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忽略了人是此时此地的存在，人的身心仍有生物钟，如果时间感丧失，生物钟紊乱，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会出问题，时间感对现代人的意义不仅仅是健康方面的，也是人生幸福和意义方面的。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性的，西方文化是空间性的，而这种时间感的丧失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更具有致命性的伤害。
海德格尔曾引用荷尔德林的名言：“生命充满了劳绩，但还要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余世存先生坚守着这样的常识：“知识的富有、智力的优越在节气面前无足称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面对自身”，他热烈地倡议：“在对时间的感受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过天人相印、自然与人心相合的美好经验，去感受吧，去参悟吧，去歌哭吧。”
也许，顺天时，尊物道，讲气节，这才是我们最应该有的中国范儿。
时间之书读后感【篇二】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阐明了宇宙从无序到有序，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
远在150亿年前，我们的宇宙还未诞生，虚无缥缈，处于一种没有中心、没有边际的混沌状态，中国的古圣先贤称之为“无极”。相对于宇宙大爆炸理论，无极便是大爆炸之前的状态。在大爆炸的初始，太极由无极而生，是一个体积极小、密度极大、温度极高的奇点，即为天地要开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时的样子。在其后的30万年里，宇宙初生，太极渐渐化生出两仪，我们能感知的与不能感知的所有事物皆有了阴阳两个属性，能量与质量、时间与空间、运动与静止、黑暗与光明等等都是两仪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
美国艺术家Budassi画笔下的整个宇宙
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人类眼中的宇宙浩瀚无垠，我们对宇宙边界及其外部的情况一无所知。在已观测到的1250亿个星系中，银河系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棒旋星系。而我们的太阳也只是银河系4000亿颗恒星中的一颗。
银河系
古人曾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地球作为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的一员，从宇宙的宏观尺度上来看是极其渺小的，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则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了。然而，维系宇宙存在和运动的自然法则，并不会因为观察者的尺度和角度不同而发生改变。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起源于地球北半球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在古代以农立国，达到了人类农耕文明的顶峰。在那些逝去的时空里，传统的中国农民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象造化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虽然没有现代的时间意识，但他们通过观察日月，以及气候、物候的变迁规律，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东周时代就有了日南至(冬至)、日北至(夏至)的概念。战国后期，《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首次出现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名称。这八卦八节是一年中的八种时空，也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四季的开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又各自平分了四个季节，它们共同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将一年四季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那个以农立国的时代，时间远非生长、收藏那么简单，更非王公贵族、精英阶层、游手好闲者的“优游卒岁”。农民借助节气，将一年定格到耕种、施肥、灌溉、收割、贮藏的循环体系之中，进而将时间与生产、生活升华到人与天道相应乃至合一的状态。文人士大夫则跟随四季的歌喉慨当以慷，忧思感喟：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之四季造化，进而由节气参悟出生命的意义以及宇宙的真理。
中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是儒家思想，其创始人孔子曾经像农民一样，去感受时间和生命的轮回，他在自然界中观察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为此引申，进而得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儒家气节之道。可以说，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精神气节，源头正是时间中的节气。
从节气到气节，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世间万物生而自有节气的坐标，而人性更应有气节，这是一个关乎我们何以为人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节气与气节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同时，更专注于实际，更倾向于探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以儒家的核心思想为基础，推行仁政，进而产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而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可与之比肩的德才兼备的官僚体系。
在如此精密而高效的农业制度下，中国古代的农民对土地的利用达到了艺术级。一个19世纪初的英国农学家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东方的农民用相同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比英国多六倍的人口，无论是套种、燃料、食物利用、施肥循环，还是土壤保护都做到了极致，非常了不起。所有这些，与农民对时间、对二十四节气的精确认知有关系，也与统治精英和传统士大夫恪守君子之道而展现出的非凡执政能力有关。
余世存先生的这本《时间之书》相当于中国人的时间简史，因为在他笔下的二十四节气，不但记录了中国人的历史和习俗，还承载了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这些节气就像是一本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不仅跟农业有关，跟养生有关，也跟我们每个人对生命、对自然、对人生、对宇宙的感受、认知有关。普通人只要理解了节气的诸多含义，就能够见微知著，合理调和天人关系，进而提升自己在百年之中的人生价值。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对天地时空的感受是细腻的，有过天人相印、自然与人心相合的美好经验。然而，在当代我们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构成的感官荒漠里，被高科技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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