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因为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据蒋锡金回忆文章所写的情况看，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经常讨论文学创作、时势发展，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办饭馆等。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语，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
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产生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的对她才华的赞美。这就使萧红和萧军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萧军本人、萧红与端木都敏感地发现了三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并同塞克等人一起逛西安古城，欣赏碑林书法。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萧军又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但两萧分手后，形势急转直下，两人感情迅速发展。
1938年4月萧红与端木到了武汉，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并且人们大都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萧红与端木在两萧分手以前的交往没有超过朋友的界限，只是在两萧分手后，两人的关系才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并不是一种少男少女的盲目热恋，带有颇为冷静理智的色彩。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但萧红与端木结合后，受到许多朋友的非议与疏远。她感到友情的封锁，这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与苦闷。萧红与端木最初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是在多难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在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就准备突围撤离了，他这种只顾自己的举动使萧红自然感到被冷落被遗弃了。再加上日本侵占香港，庸医误诊，萧红病情恶化等客观因素。萧红终于不幸在1942年1月22日病逝了。
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十年浩劫以后，端木几乎年年都要自己去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自己不能去时就托朋友去，并写悼诗献于墓前。
1987年11月4日，端木与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从中不难看出，萧红在端木心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性格内向孤傲的他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念，他的哀悼，他的忏悔，这的确挺感人的。可惜萧红再也听不到了，她注定要一个人走路，这就是一个女性的宿命。
1995年3月，苏珊娜·浩女士邮寄来包括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上个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端木先生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旅居桂林
端木先生旅居桂林期间，创作了大量作品，所以有关端的研究，都把他在桂林这段时间作为重点。 端木蕻良在桂林，主要活动内容还是从事文学写作，大量的创作成果表明，桂林时期是他一生创作生涯的重要时期。
小说创作是端木蕻良的主要创作内容，在桂林，他写下了大量小说作品。计有《初吻》（短篇小说）、《早春》（短篇小说）、《雕鹗堡》（短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长篇小说，未完）、《琴》（短篇小说）、《红夜》（短篇小说）、《女神》（短篇小说）、《前夜》（短篇小说）、《饥饿》（短篇小说）、《几号门牌》（长篇小说，未完），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江》（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43年4月出版）。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蕻良早期创作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1942年，端木蕻良由香港转到桂林之后，怀着对遥远故乡的的思念情怀，开始续写《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这第二部，由于后来未能写完，也未能印刷成书出版，当时发表于1943年3月至11月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第2卷第3期至第6期与第3卷第1期上，一共5章，约4万字。在这5章里，主要人物是两个，一个是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小说第一部的末尾已被折磨死去的灵子，一个是第一部尚未出场的丁宁的哥哥丁兰。小说体现了端木蕻良对中国妇女的地位、命运和对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端木蕻良在桂林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有《早春》、《初吻》等。这些作品，写了一批在家乡土地上生活的纯良美丽的农村女子。端木蕻良在她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对遥远的眷恋，寄托了自己对灾难家园的关切。《初吻》、《早春》两篇，代表了端木蕻良上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两个作品，都是写的幼年时代的生活内容。小说写出了一种撩人心魂的情，连同那精美明丽的景物描写、动人的人物心理刻画，洋溢出与一般抗战小说不同的艺术韵味和意境，真正体现出了小说中的一种艺术美，从而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端木蕻良在此时期写的一些神话小说、历史小说，如《蝴蝶梦》、《女神》、《琴》、《步飞烟》等，也都是以女性为描写中心的。这些小说，充满着作者真切鲜明的爱与憎。端木蕻良正是通过对农村青年女性美好形象的塑造，在对她们悲惨身世的记叙中，流露出他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无限爱恋，对善良者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的。
在桂林，端木蕻良还创作了《晴雯》、《林黛玉》、《安娜·卡列尼娜》（话剧）、《红拂传》等剧本；写有《哀李满江》、《赠瘦石》、《秋日访迩冬不遇》等诗作。除以上已发表的作品外，据笔者访问端木蕻良时了解到，端木蕻良在桂林，还写有《薛宝钗》（剧本）、《龙女传》、《三月手记》。这些作品，有的已决定发表，发了预告，后因桂林大疏散，刊物被迫停刊而未能发表。
端木蕻良在桂林还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和文学札记。计有《写人物——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历史剧问题座谈》（座谈会记录）、《心浮私记》（札记）、《论艾青》、《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论文）、《我的写作经验》）等多篇。可以看出，端木蕻良在桂林参与抗战文艺活动是大量的，写作成果是丰富的，作品较抗战前形式更为多样，内容、题材现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