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透视法
2，渲染法，尼德兰画家扬·凡·埃克改良了油画颜料.
当中世纪的余辉即将褪尽之际，在意大利这块蕴涵着伟大而又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的土地上开始涌动着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孕育而生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绵延了一千年之久的基督教信念有着根本的区别，“上帝主宰一切”的教会信条在人文主义者的怀疑和诘问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绝对权威，人们开始把目光从上帝的身上移开并聚焦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更注重的是世俗的现实生活，而不是虚幻的来世。人文主义思想的真正核心就是要提倡“一切以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观点在一切以神喻为准则的中世纪则是大逆不道的，那时侯的理想人生就是贫穷、独身和遁世，甚至认为寺院里的一间斗室和从不洗濯的双脚是心灵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人文主义者则认为人在历史中扮演的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不能听天由命地去等待死亡或基督的重现。他们赞扬家庭生活和明智地运用财富，认为适度的物质享受有利于对知识的追求。他们强调智慧和技巧，认为它们都是可以用来操纵人生命运的积极品质。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出版商亚丹出版社的徽章是一只海豚和一柄铁锚，它最能概括那个时代的理想：有活力，也有节制——海豚的速度和铁锚的定力。那些人文主义学者们还崇尚科学，热爱自然，对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怀有崇高的敬意，把它们视为光辉的典范并力图使之在新的时代获得再生。因此，这一时代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源出意大利语rinastica, 意为再生或复兴。最先正式把它作为意大利新文化运动名称的是生活在15世纪的著名画家瓦萨利，他在他的不朽之作——《艺苑名人传》中曾自豪地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美术复兴时代，并把那些当时活跃着的许多画家的辉煌业绩记录下来传给了后人。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曾对文艺复兴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需要而且产生了在思考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
文艺复兴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并在那儿发展得最为典型和完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意大利三面临海，北抵阿尔卑斯山脉。但这种背山临海的地理环境似乎并未养成意大利人那种类似海岛居民应有的团结精神，19世纪以前这个国度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狭长的半岛上就有许多的城邦国家同时并存，各占着一方天地，如那不勒斯王朝、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米兰公国等。这种割据的状态虽不时地会发生一些局部的摩擦，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它们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环抱的地中海作为海上通道也把希腊、阿拉伯、西班牙以及北非等地的各种文化传播到了意大利，而意大利人则通过海洋把贸易做到了世界各地。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已经成为西欧和东方贸易的枢纽，也是区域性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当时，在威尼斯十吨以上的各类船只就有三千多艘，水手有三万六千余人。而佛罗伦萨出产的织有金丝的锦缎畅销西欧和中东各地，声誉仅次于中国的丝绸。据史料记载，1338年，仅在佛罗伦萨大小银行就有七十多家，意大利的高利贷者的活动遍布了欧洲各地。贸易的发展带来的经济的繁荣为后来的艺术复兴作了必要的准备，艺术赞助人不再是教会的专利，新兴的资产阶级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也开始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从文化传统上来看，意大利是古希腊、罗马伟大文化遗产最直接的继承者。在意大利各地遍布着古希腊、罗马壮丽精美的建筑和美术遗迹。面对这些废墟和遗迹，许多人文主义者在惋惜与感慨中认识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的辉煌，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考古挖掘工作之中，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著名画家拉斐尔(Raphael Sanzio，1483～1520)就曾在1519年被教皇利奥十世任命为罗马城古代文物考古总监。当然，人文主义学者并非只关心遗迹的挖掘和古籍的整理，他们所希望的是从古代的思想中寻找出那些能够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加充实丰富更加富有意义的因素，以期把那些曾使古代帝国彪炳史册的生机再度贯注到他们的思想、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中去。因此，他们把目光锁定在古代，并把那些废墟、遗迹和古籍当作知识和灵感的源泉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对古典文化的崇敬之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到处都有表现，即便是作为人物陪衬的风景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画有古典样式的建筑或废墟。另外，1453年，拜占庭的陷落在客观上也加快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程。那些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带来了大量的希腊手抄本，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也是他们急需学习和了解的世界——希腊的古代。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虽以古典文化为学习的典范，并将之奉若神明，但它的终极追求决非是古代美术的一种简单再现，实质上它是把学习古典文化作为途径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文化，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意识形态在艺术中的反映，它的精髓所在就是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美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真实完美的人物形象和丰富复杂的现实场景就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当时的艺术家创造的许多个性鲜明、感情细腻、形象逼真的各类人物以及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场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们对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予以充分肯定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的作品中虽然含有大量的宗教题材，但古代异教的神话以及世俗生活中的人物和场景也不断地出现，如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约1445～1510)的《维纳斯的诞生》，裸体的女神虽然还面带中世纪式的忧郁，但画家对她美丽身躯的充分展示不仅代表着美神在新时代复活，也代表着一种新的艺术观念的诞生。
人文主义画家们即便在处理宗教题材时，也尽量地淡化或减弱宗教的意义，把一些宗教事件和宗教人物当作现实生活中的情节和个性鲜活的普通人来刻画，充分肯定人性的真善美和崇高。拉斐尔笔下的圣母不仅形象美丽，而且充满了母性的关爱。可以这样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在人物形象的高度个性化与心理状态的深刻描绘以及表现日常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美术。无论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笔下的基督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还是乔尔乔纳(Giorgione da Castefranco，1478～1510)笔下的女神和提香(Titian，1488/90～1576)笔下的天使，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是对人的生命、身体和智慧的歌颂。
文艺复兴美术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宗教、神话题材的表现中，同时也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情上。由此，以更具现实性题材为内容的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和装饰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晚期，作为独立的风景画和静物画也开始出现。随着绘画题材的日益丰富，绘画的种类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蛋彩画在湿壁画的基础上技术日臻完善，15、16世纪产生发展起来的油画技术使架上绘画得以迅速的发展。同时，随着美术服务对象逐渐由封建教会与王公贵族向新兴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转移，使美术“消费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导致了北欧诸国的版画艺术空前繁荣并取得极高的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作为西方近代美术的源头，它的基本风格和表现技法也就构成了西方近代美术的主要传统，其影响极其深远，即便在现代风格的艺术甚嚣尘上的今天，这种传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影响甚至主导着人们的审美判断。文艺复兴美术以人体解剖和透视理论为艺术创作的两大支点，把写实传神作为艺术表现的首要任务，这在当时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时尚。这种探索和追求使得西方的艺术溶进了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尤其在绘画领域中，许多艺术家孜孜不倦地把绘画技法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等画家都作过尸体解剖，热衷于人体结构与比例的研究；兼画家和建筑师于一身的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则发明了透视法，使二维平面表现三维空间成为可能，实现了古希腊人追求的那种幻觉效果，从而引起了造型艺术的革命。威尼斯的提香潜心于色彩与笔法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油画的表现技巧。这种科学与艺术的联系，还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为改进表现技巧而运用科学实验原理和手段的层面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出艺术家自觉将艺术创作与科学研究密切联系的世界观。也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和科学家。更值一提的是这些大师们在锲而不舍地从事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勤于著书立说，学术理论思潮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文艺复兴美术高度繁荣的标志之一。布鲁内莱斯基等建筑师留下了大量的建筑理论著作，达·芬奇等画家则从美学、绘画原理和绘画技法等方面深入地探讨绘画的奥秘；米开朗基罗也留下了许多有关雕塑艺术的文章，还为自己的作品写了不少优美的诗歌，而瓦萨利的《艺苑名人传》则成为最早的艺术史著作。这些杰出的艺术大师们以自己的智慧、才能以及人格的力量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当年查理五世为提香拾起掉在地上的画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仅是提香的胜利，也是艺术的胜利。
一、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美术
早在13世纪，意大利的一些画家就开始着手实验一种新的绘画风格了，他们试图在绘画的领域里能够更真实地描写自然，并创造出像哥特式雕刻那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最早进行这种新风格实验的画家是佛罗伦萨的契马布埃(Cimabue，1272～1302)和锡耶纳的杜乔(Duccio，1225～1318)。契马布埃受拜占庭艺术中希腊因素的影响，在作品《宝座上的圣母》中已经表现出了古典艺术的特征——天使和圣母的头部带有明暗，衣纹则显得较为柔和，画面底部的四位先知的形象采用了雕刻的手法赋以高度的明暗对比。无论是人物面部的表情，还是作品透出的气息都要比拜占庭的艺术更具有世俗性。杜乔是锡耶纳画派的创始人，他于1308～1311年为锡耶纳大教堂创作的大型祭坛画《荣耀圣母》（图68）体现出了更多的新因素。画家运用混合明暗的熟练技巧，把圣母的长袍画得像真实的布料一样，显得更加柔和舒展；同时也生动地表现出了衣服下面的人体形态。画中的圣母不是漂浮在宝座前面而是切实地坐在宝座上，四周的天使依然是对称地排列围绕着圣母，但姿态更加自然。这种在平面上营造出的一种三维空间的错觉是自古典时期以后欧洲绘画中极为罕见的。杜乔对在平面上表现出三维空间的兴趣在他的另一幅作品《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尽管画中的人物和建筑的透视变化还不完全正确，没有统一到一个完整的空间中来，但他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够远的了。这幅作品也表现出了在透视法最终确立以前画家们所进行的实验轨迹。
对这种新风格起决定性影响的画家要数被称为“文艺复兴绘画之父”的佛罗伦萨的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6～1337)，据说他是契马布埃的学生，在绘画中继承了老师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一种重量感。乔托之所以被视为近代西方绘画的开创性大师，是因为他在将哥特式雕刻的写实风格和拜占庭绘画中的明暗造型法结合起来的实验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在绘画中通过将富有体积感的人物置于秩序井然的构图之中，使画面具有了一种自然的空间感。同时他还把优美的叙事与忠实的观察结合起来，注重人物表情和心理因素的刻画，使绘画不再是文字简单的图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在意大利北部帕多瓦的斯克罗维尼小教堂留下的壁画可以说是乔托最成功的作品，如《哀悼基督》（图69）。在这幅作品中，乔托不像杜乔那样利用建筑来构造空间，而是利用人体的体积感和真实感以及他们有序的排列组合。画中的人物与真人一样大小，最前面的两个人物背向观众，和其他正面侧面的人物之间似乎保持着一段距离，从而使画面产生一种深度感。这种深度感就是通过塑造结实的人体在一个简约的风景中的纵向叠加得以实现的，画家这种匠心独运的构图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空间假象。乔托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观众与绘画之间的一种空间关系——观众与画中的人物同处一个水平面上，他可能是艺术史上第一位建立这种关系的画家。面对乔托的作品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为观众受到画中人物情绪和场景氛围的影响，更重要的在空间上他们也是浑然一体的。乔托的成就很快使他成为佛罗伦萨人的骄傲。从他生活的时代起，画家们也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从此，美术史不仅是作品的历史，也是美术家的历史。
15世纪初，佛罗伦萨出现了三位艺术大师，他们是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雕塑家多纳太罗(Donatello，1386～1466)和画家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开始。
布鲁内莱斯基最初从事雕塑创作，后与多纳太罗同赴罗马研究古代艺术，最后在建筑艺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约在1420年，布鲁内莱斯基受雇从事佛罗伦萨大教堂的设计工作。这是一个哥特式大教堂，佛罗伦萨人希望有自己的冠以巨大圆屋顶的大教堂，但直到布鲁内莱斯基完成这项任务之前，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做到。当布鲁内莱斯基被召唤设计新的教堂时，他决心全部放弃传统式样，而采用了渴望恢复古罗马的壮观的那些人的计划。布鲁内莱斯基游历了罗马，测量神殿和宫殿的废墟，并画出了这些建筑形式的草图。但他的意图决不是原样不动地模仿这些古代建筑，因为这样做，已经不能适应15世纪佛罗伦萨的需要。他意图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灵活地运用古典建筑的形式，来创造一种新的和谐美丽的形式。这一成果，既非古典的，也非哥特式的，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设计。布鲁内莱斯基使自己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佛罗伦萨大教堂被誉为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纪念碑。大教堂穹顶呈八角形，跨度42.2米，总高度107米，整座建筑非常雄伟。
布鲁内莱斯基不仅是文艺复兴建筑的首创者，在透视学和数学领域里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远近透视法”的发现应该归功于他，布鲁内莱斯基赋予了解决远近透视法的数学手段。
布鲁内莱斯基在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得欧洲和美洲的建筑家们在此后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都追随他的足迹。
佛罗伦萨雕塑家多纳太罗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雕塑家。他与同时代的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持一样的观点，即摆脱哥特式的痕迹，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样式。1425年，他给锡耶纳洗礼堂制作青铜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为把平面变成那种同绘画效果相似的三度空间的错觉，多纳太罗利用了布鲁内莱斯基的透视理论。故事取自《圣经》中的新约全书，浮雕画面充满紧张的戏剧性，在前景和背景的关系上，层次分明。正是因为运用了透视原理，在有限的构图中，造成了丰富的空间感。与多纳太罗几乎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名著名的雕塑家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约1381～1455），吉贝尔蒂出生于首饰工匠家庭，掌握熟练的青铜制造技巧。从1403年起，他花了21年的时间完成了佛罗伦萨洗礼堂第二道门的制作。从1425年起，他又花了27年的时间完成第三道门的制作。在第三道门上，他用线性透视统一每一个构图，增加了画面的空间景深。米开朗基罗对此钦佩万分，称之为“天堂之门”。
如果说雕塑家多纳太罗和吉贝尔蒂利用画家的技巧获得了浮雕中的空间感的话，那么，画家马萨乔就是汲取了建筑和雕塑里的营养来创造了绘画中的空间景深。马萨乔继承和发展了乔托的艺术传统，他以科学的探究精神，将解剖学、透视学的知识运用于绘画中。他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天才，虽然仅仅二十八岁就去世了，然而那时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绘画中的革新。他的名作《出乐园》（图71）、《纳税钱》（图72）是在1427年为佛罗伦萨卡尔米内的圣玛利亚教堂而画的画。马萨乔画出了准确的解剖结构，用远近透视法来安排画面中的人物，让我们感觉到，他所画的人物几乎可以触摸到。16世纪佛罗伦萨的美术家兼美术史家瓦萨利曾这样评价马萨乔的写实主义绘画：“……我们能把开创一种新的绘画风格的荣名授予马萨乔；确实，在他以前人们所完成的每一件作品都能被描述为是虚假的，而他所创造的作品是活生生的、真实的、自然的。”马萨乔的艺术原则，不仅成为1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遵循的典范，也对欧洲美术史上的现实主义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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