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人口出生增长率再次出现下降，这说明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局面。经济学家警告，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构成长期威胁。
国家统计局上周四公布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出生率约为12.43，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这一水平低于国家卫计委早前做出的预测。
2016年，中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小孩，这让2015年中国新生人口比上一年增加130万人。但是有专家分析认为，这种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可能是“一次性的”，因为那是一部分等待生育的夫妇，在政策开放后集中生育所造成的。
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0-14周岁人口约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60%，这一数字比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下降了6.3%。当时国家卫计委认为中国人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8%，“六普”的数据显然打破了这一说法，学界认为，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大概在1.4%-1.5%之间，为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值。
从全球来看，工业化的推进、经济的发展，让人口增长放缓成为一个基本趋势。
在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只能带来更多的粮食，更多的粮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就更倾向于生孩子。中国农业人口的大爆炸时代在明清，当时中国从南美洲引入玉米和番薯等粮食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养活了更多的人口。明代末年，中国人口约为1.6亿人，到了清末，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人。同样的人口爆炸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和中国一样，农业人口激增曾经让世界感到恐惧。英国人口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提出应当限制人口。他认为，农业经济发展，无非扩张耕地并改进农业技术，这种改进让粮食产量呈直线增长，但人口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明显要快。因此，如果不对人口加以控制，多年之后，粮食资源完全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生育限制放开之后，我们却发现，人们对生育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换句话说，社会越发展，人们越倾向于不生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观念与现实激荡
生育率降低，源于社会现实和个人观念两个层面，它们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当下的中国，“不敢生”作为现实问题可能更为迫切。
“80后”的父母多是在50年代出生的人，这一代人的生育观念很难摆脱农业社会的影响，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里，只要能够供得起孩子一口饭吃，就基本不用担心生养成本。但是到了“80后”结婚生子的时代，就会面临一对矛盾：一方面，来自家庭的传统观念，使他们不能“超脱红尘之外”；另一方面，社会压力让他们不得不注重养育孩子的质量，这让他们时常感到没有选择。
这种生育成本，并不单单是指生活成本，如果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更多是一种“综合机会成本”：“综合”是指经济、时间、精力、兴趣等等因素的综合，“机会成本”则是指，这些资源都是有限的，用于做这件事，就不能用于做那件事。如果不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花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工作，或者休息，或者培养自己的兴趣。很多女士因为生育而耽误工作，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成本。
如今生育主体正在由“80后”交棒给“90后”，对于“90后”来说，观念层面的“不想生”才是主要原因，90后和他们的家庭，在接受新生活上都比较开明，这给了“90后”更多追求自我的机会。有些“90后”不想生孩子，因为他们觉得养孩子很麻烦，还有人根本不想结婚，甚至不想谈恋爱。但这种放弃不仅仅是因为机会成本，还因为怕麻烦，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做，他们也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用来“宅着”。
“人口红利”的大门在关闭？
从趋势上看，人口增长的放缓似乎不可避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是不是正在消失？
经济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在研究20世纪后半叶东亚崛起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经济增长与总人口数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数量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劳动力人口越多，经济发展越好。
按照这个逻辑，劳动人口较多，并且施行生育控制的时期，社会总生产大于社会总消费，社会财富就可以积蓄下来。同时，因为子女较少，社会会更加关注劳动者受教育的权益，因此劳动者在这一时期素质会提高，这些都会促成社会生产的大发展。这就是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但这些劳动力最后还是会变成老年人，而新生儿一定会变成大人，人口新生率的下降会造成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当“人口红利”的大门关闭之后，等待着人们的只有“人口负债”。
人口老龄化的浪潮曾经席卷许多发达国家，它们都被关在了“人口红利”的大门之外，关键是，必须采取手段来应对这一趋势。开放计划生育限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过，为了确保优生优育的原则，我们是不是应该考察家庭基本情况，看他们是否符合多生多育的标准，然后有选择的开放权限，甚至给予合适的家庭适当的补助？
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年长者重新融入这个社会，这不仅仅是人口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它更多涉及到社会价值观塑造和人文关怀。如何引导老年人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服务，如何从财政角度建立系统的养老体制，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我们在后面几天的文章中还会单独来谈养老问题。
最后，貌貌留一个问题给大家讨论：我们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发现，后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还有一些西欧国家，人口增长明显都低于理想的更替水平2.1，而美国的人口更替水平则能基本保持在2.1，也就是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或者说父母一方各对应一个孩子，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欢迎留言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