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参见黎鸣先生的文章：
人性本善与本恶
人性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无论中外，自古以来的圣哲多只以善恶来加以差别，并不曾更具体指称人性是什么。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通答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或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恶。
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
中国古代儒家圣人基本上是人性本善观点的代表者，其中尤其以孟子的表达最为明确：“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更具体定义善即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孔子虽未明确说过人性本善或本恶，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孔子对善的最重要的解释：“仁”，却透出了人性本善的倾向：“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人也”而且更有“为仁由己”之说。正因此才有相传宋代王应麟《在字经》的总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大体说来，这四句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孟儒学的人性论观点的。孔孟的这种人性论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与中国古代圣人相反，西方古代哲人，尤其古代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论观点的代表者。西方人喜欢称他们的文化源自“二希”的传统。所谓“二希”即指古希腊与古希伯来。
古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宗教信仰传统。古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以及犹太教的变种基督教，尤其后者，在近2000年的时期里，一直是西方人主要的精神支柱，西方人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圣经和基督教神学中关于人性的观点普遍地为西方人所接受。这种观点即是明确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众所周知，基督教主张原罪说，即是说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地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他们偷食了智慧之果，懂得了男女羞耻之事。基督教原罪的观点在西方近代宗教改革的新教领袖——路德、加尔文那里更是获得了极端的发挥，他们索性明指，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
古希腊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哲学传统。古希腊哲人虽未有明确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但苏格拉底定义的“善即知识”的观点却是贯穿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观点。而“善即知识”的观点本身即已经具有人性本恶的倾向：既然知识不是与生俱来，所以人性来无知，无知即不善，不善即有恶的偏向。
以此看来，说西方人有人性本恶论的传统倾向，决不为过。
尽管在人性本善与本恶的观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相反的传统偏向，但在关于人类有向善的必然性的认识上，或向善的乐观态度上，中国圣人与西方哲人和宗教先知却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圣人主线道德修养，内求向善；古希腊哲人主张增长知识，古希伯来宗教先知主线信仰上帝，二者均属外求向善。
对于向善的必然性的肯定即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合理性的肯定，也即对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的人类合理性的社会需求的肯定，在这点上中国圣人与西方哲人是一致的，但却有内求和外求的差异。而在这点上佛陀悲观弃世的涅●的理想则走了与中国圣人和西方哲人都不同的道路。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关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上的传统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发展的命运。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认识阻碍一个人进步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人自己。同样，阻碍一个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敌人，往往也是这个文化自身。原因何在?即在于人们常常都缺乏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中的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可以认为是一句天启式的格言。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即以这一句格言作为自己终生的警醒剂。中国的老子也曾讲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认识自己，最深刻地莫过于认识自己的人性。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恶念。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的差异远远小于他们在对各自人性的认识上的差异。中国古代圣人的人性本善论的基本倾向以及他们把善主要理解为克己、礼让(包括孝悌、忠恕)的观点大异于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的人性本恶论的基本倾向以及他们把善或者理解为知识，或者理解为信仰上帝的观点。
按照笔者的研究，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的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真实的人性的，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也是相应真实有效的。由于他们对于人性恶的界定不尽准确，笔者判定他们是“歪打正着”。因为是“正着”，所以他们的认识与西方文化的发展大致具有正相关。
相反，中国古代圣人的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也是相应虚假无效的。由于他们对于人性善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笔者判定他们是“自欺欺人”。他们的认识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常处于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因而大致呈负相关。
参考资料：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