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8-11
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欲亡中国,必先推行拼音文字
在网上看了很多有关于英文与汉字孰优孰劣之类的讨论,或是汉字拼音化乃是汉字今后发展必由之路。本来也是一笑了之,不料却发现此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不禁有点按捺不住的冲动,想要把自己的一点看法提出来交由诸位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不吝指正。
“欲亡中国,则必先推行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崛起之日,则中国亦必不复存焉”。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来说说拼音文字的来历和作用。最早发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据传是沿海经商的一个腓尼基商人。他给自己不识字的妻子写信,就是用的一种专门用来记录语素音节的简便符号。这种文字的好处在于“会念即会读会写”,但是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读懂这种文字的基础在于写和看的双方,在同一个文字上的发音习惯必须是一致的,否则就成了密码。大家知道,把说同一种语言的两群人长期分隔两地,来往较少时,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字发音习惯和习惯俚语(也就是所谓的方言)。如果两地的人都是使用注音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就会出现两种决然不同的文字体系甚至是语法体系(北京话的“先坐下”换到广东就成了“坐低先”,不但发音有异连语法也变了)。
秦始皇当年统一六国时所做的3件事,既是“统一钱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前两者主要是为了防止各地区产生各自封闭的独立经济模式,而后者就是为了解决不可避免的语言区域障碍。虽然各地读音各异,但记录的方式却是一致的。你可以用陕西话念“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也可以用温州话、海南话念这一句。即便你一辈子只会用温州话来读这句话,但是你写出来给外地人绝看不会造成理解错误,但如果用拼音文字的话那就难说了。
我本人是湖南人氏,曾经查阅过一套叫《长沙方言辞典》的书籍。发现用现在的汉语拼音只能准确的表示出普通话的发音,而无法准确描述长沙方言的标准发音。因此这本辞典在前面一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一种专门标注长沙方言的音标和拼写法则。即便撇开发音的问题不谈,俚语切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普通话中的“裸体”一词,长沙话称为“打屌胯”。用拼音来拼写即为“DaDiaoKua”;“金龟子”称为“HengHeng”;“走后门”称为“摸罗拐”(MoLuoGuai);“一点点”叫“滴噶子”(DiaGaZi)等等。试想,您能光从字面上看出来“LuoTi”和“DaDiaoKua”、“JinGuiZi”和“HengHeng”以及“YiDianDian”与“DiaGaZi”之间有什么关联吗?也许你会反驳说,让大家都只学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就好了。请问这可能吗?现实吗?你管得了学校还管得了平时在生活里吗?至少在那些小商店的招牌上就会多用方言来拼音吧。现在南方的小学生虽然平时在家里也是用方言,但接触的文字至少跟北方地区的还是一致的,只要到学校纠正一下发音也就没问题了。但现在连写法也不一样了,或者是看着北方的拼音读南方的语词,你看别扭不别扭。就好象初中时候学英语一样,下课就忘了一半(平时不用的发音写法,记着何用?)。看惯了香港杂志的广东人看不懂内地的报纸就是铁证。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各种“外语”,如“长沙语”、“上海语”、“天津语”等等外地人既听不懂又看不懂的天书。各地由于交流不便,就会出现各自封闭,相互排斥的局面。众所周知,我们五千年泱泱大中国之所以能持续到今天,靠的就是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要消灭中国必先肢解中国,而后分而食之,这已经是所有对中国有企图的国家的共识。一旦出现各省闭关独立的现象,所有的敌对国家都会欣喜若狂,添油加醋的离间各地(如“楚国”从来就独树一帜,何必受北人的管压;云南自古就是方外,与中原无任何瓜葛等等)进而支持相继独立,只希望把中国分得越碎越好。“同文同种”是我们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你会对一个说话你听不懂、写字你看不懂、习俗还有差异的地方的人有认同感吗?没有了认同感,继而产生厌恶感、鄙视感就不足为奇了。北方还好,长江以南素来以“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著称,这样一来则半壁江山必定不复存在了,剩下的也只有退守一隅,被人逐渐蚕食或沦为附庸。即便到时幡然醒悟,重新起用“同文同种”的策略来团结大家,但各语种地区的嫌隙已经形成,结怨也颇深了。再想恢复到当初的和睦,只怕是一个非常艰难和长期的工作,甚至永远是貌合神离了。
诸位千万不要以为在下是在危言耸听,今日之使用拼音文字之欧洲便是样板。其实欧洲大陆的白人人种结构并不复杂,主要由日尔曼人和斯拉夫人为主另外再加上的凯尔特人(比我们的所谓“炎黄”要明确多了)。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荷兰、英格兰、德国、法国等等,都是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也叫高卢人)的后裔,但是却从来没有相互融合的意思。究其原因,文字不通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其实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语言,会发现很多的渊源。有些甚至令人感觉只是不同地方的方言而已(差别还没有福建话和湘西话的差别大)!但就是因为加上了拼写的差异,使他们的差别日益加大。你要玩透欧洲就必须学习大量的语种(欧洲的人随随便便就要学几种甚至十几种语言,可谓壮观矣),而在中国,跑遍中国也只要会写字就不会太尴尬。也许你会说这是因为到处都有汉族人的原因,但是要知道一点,汉人本来就是由大量的不同族群组合而成的。要是当初我们没有选择表意为主的象形文字,而是选择了纯粹表音的拼音文字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一统的大汉民族,大中国就更不用谈了!
第2个回答 2007-08-11
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发表44周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理嘉
[提要]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7-08-11
是根据英文的字母改编的 就想英语的音标一样 方便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