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1-10-05
华西村的故事
人
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
——吴仁宝
山顶上的天安门城楼上有点清冷，它的两旁是蜿蜒的长城城墙，紧邻城楼的是山海关。山下遥遥望去则是巴黎的凯旋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悉尼的歌剧院，更远的地方，是成排的英国式、美国式别墅，还有那一片塔林，其中最著名那座叫做华西金塔，这一切笼罩在有点灰蒙蒙的空气中，远远地你看到炼钢厂的高炉与巨大的传输带……
那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正站在这座的天安门城楼前，身后金水桥，两座金色的老寿星雕像矗立在一旁。“天有些冷，人不太多”，这个年轻人说，“夏天和秋天人特别多”。他还猜测说那座寿婆雕像的原形可能是佘太君——一门忠烈的杨家将中的老夫人。
那一瞬间，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是昨天晚上从上海来到江阴的，180公里，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夜幕下，京沪高速公路两旁的若隐若现的景物，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我想起一年多前，我半夜时乘车从浙江省的温州到温岭，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我会突然想起《西游记》和《聊斋》里的情景。在大城市的明亮的灯光下生活太久了，心中对于那种黑暗之处的神秘性都被压抑了。
夜幕中我看到了悬挂着霓虹灯的几排形状怪异的高楼。"那是华西村的金塔"，为我们开车的小伙子说，他还谈到了这个村年轻的党委书记吴协恩的那辆奔驰600，“他不喜欢坐飞机，他管的公司到处都有，他开车去视察。”
江阴有很多值得谈论的东西。在新市区内我看到了徐霞客的雕像，为了争办魅力城市，被遗忘多年的历史人物焕发了生机。在餐桌上，一位满脸学生气、27岁的市长助理还讲述了江阴的另一段佳话，在明朝末年抵抗满洲人的入侵时，是江阴这个地方进行了最悲壮的抵抗，他们坚守了81天后，清兵屠城了10日，比扬州三日更悲惨，据说最后只有 53人幸存。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黑暗与委琐，但在一些时刻，人们的气节又令人赞叹。
在一个黄昏，我还在一处旧民居游荡，据说它是囚禁晚年张春桥的地方。人们喜欢谈论江阴的商业精神，在不过100多万人口的江阴市，有18家上市公司，它是苏南模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江阴的实业家们质朴、谨慎却个性鲜明，他们中命运最戏剧性的一位叫仰融，他先是帮助一家东北的国有企业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英雄，然后在另一场纠结着权力、金钱、傲慢与阴谋的斗争中，逃往美国，成为中国现代化中的一个注脚。
但是所有谈话中总是不由自主的滑到华西村与吴仁宝，在江阴人们不用吴仁宝这个名字，而只是用老书记。在矗立在公路旁的广告牌上，在当地的报纸上，在人们的谈话里，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华西村比这座城市更有诱惑力，吴仁宝则是一个必定被载入历史的传奇。
像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华西村耳熟能详，却知之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一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楷模。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充斥了类似的楷模，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组织。我们总在寻找一种对世界的简单模式，期待只要复制这种模式，就可能解决所有的难题，我们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中，丝毫不理会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有过“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张秉贵的服务精神”，也有过“农业学大寨”、“红旗渠”……榜样的力量令人鼓舞，却经常也迅速烟消云散，时代总是变化得令人猝不及防，昨日的楷模到了今日就变成了尴尬，谁能真正理解陈永贵在1986年去世时的内心感受？我也记得1993年禹作敏锒铛入狱时给人的震惊，仅仅一年前他还是的“全国优秀企业家”，这是国务院主管部门所能给予最高荣誉。但是，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却成功避免了进入这个不断延伸的序列。
一座村庄的故事（下）
在
民族宫大会堂的门口，人们在排队、抽烟、拍照，他们来自河南、陕西，戴着旅行帽，穿着不太合体的西装，用各自的方言谈笑。我站在人群中，身后不远处是那辆赭色的老式卡迪拉克，那是二十年前，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礼物。那个时刻，大邱庄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村庄，它的富有程度让当时接受这辆车的吴仁宝深受刺激。
我们都在等待十点半开始的吴仁宝的讲话。华西村里到处都是大型轿车，一张门票100元，还有那些十座塔林里的餐馆、酒店、纪念品商店可供消费，昔日这个以贫瘠著称的乡村，还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参观石狮子林，龙西湖公园、微缩的悉尼歌剧院、美国乡村别墅、二十四孝的壁画，雕刻着桃园三结义的长廊，它们不相干的混杂在一起，撞击刚刚铸造出的全世界最的撞钟，是典型的"后现代景观"，就像是我接下来的演出中的锡剧《看稀奇》中那句歌词：“ 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它令我想起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建立的Greenfield Village，这个T型车的发明人希望能够建造一座公园，容纳所有的美国特色，木匠、铁匠、马场、小学、集市和爱迪生的实验室都在那座公园里出现，一代代美国人在此体验浓缩的美国生活。那么华西村呢，它像极了那个突然从民间演义拽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内心深处我们仍遵循前者的影响，但我们又希望体验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景观，都比不上吴仁宝富有吸引力，他已经78岁了，仍是中国8亿农民中最闪亮的明星。他的个人成长像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史。他1928年出生时，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卷入现代世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在农村中寻求中国变革的力量，通过许诺让每个人获取土地而赢得他们的支持。当他1961年成为华西村的党委书记时，农村进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人民公社取代家庭成为基本的单元，传统农村社会中由士绅和农民达成的稳定结构消退了，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深入，新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一代代农民所遵从的驱动力——他们为生存所迫，为基本利益计算；他在1980年结束了5年的江阴县委书记生涯回到华西村时，农村在打破旧轨道上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创造力，鼓舞了整个社会；但是，仅仅10年后，中国农村又陷入了尴尬：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消费主义驱动的新的经济增长中，农民未分享到足够的成功，同时，他们依赖的了多年、给予自己内心稳定的价值观正在崩溃 ……
吴仁宝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风尚中，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年代，他是学大寨的表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年代，华西村创造了最高400亿元的销售额；在一个人人感慨人心涣散、自私自利的年代，华西村又成了社会主义的实验乐园，它平等、和谐、积极向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在媒体上过分简化描述的吴仁宝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他被一边倒描绘成一位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或者按照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一位伟人”；而在另一些时刻，他则被充满怀疑的认定为在一个乡村树立了家天下，在位40年之后又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成为了下一任领导者。
10：30分，吴仁宝准时的出现了，修建得像是缩小版的民族宫大会堂立刻安静下来。他不紧不慢的从后台走到舞台中央的小小的方桌子前坐下，深灰色的毛线衫和他和满脸的谦和，就像人们期待中的乡村的老教书先生的形象。当他他开始讲话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位一脸严肃的女孩子也要坐在一旁。他的江阴话对于台下的观众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必须经由那个女孩子的普通话翻译，我们才能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一老一少配合的形式本身，甚至冲淡了讲话了内容，总是在年老的方言的最后一个字尚未落下时，年轻的普通话就一板一眼、从不变改变节奏的响起。这种配合已经持续了四年，面对不断涌到华西村的参观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节目。
吴仁宝的谈话都是以打油诗的形态出现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它和说书人口中的三国、水浒故事一样，是中国农民最易接受文化形态。昨晚，在阅读那本由江阴宣传部所编写的《吴仁宝的故事》中，我已熟悉了这种形式。我阅读了吴仁宝所编写的《十穷戒词》、《十富赞歌》，那其中是“ 智能富—学文练艺成才富”、“勤劳富—爱岗敬业辛劳富”，“逐渐穷—多因放荡不经营”，“三害穷—嫖赌吸毒彻底穷”……它给我的感觉是奇特的，它让我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它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规范与价值观。这本红色的小书的叙述语气，则像是我童年时期阅读的民间故事的翻版，吴仁宝被塑造成一名面对各种逆境都能寻找到机智对策的神奇小子，他的灵活性与深刻的实用主义总是能够挽救他。于是，在农村合作社刚兴起的年代，他可以像捉鬼一样捉到那些拒不合作的落后分子；而在意识形态高涨的时刻，他在学大寨的背后又偷偷在村内开办小五金厂，只要检查者一离开，小工厂就照旧开工；为了促进村民的和谐，他用金钱的奖励来促使儿女孝顺父母……他深谙中国社会的运行之道——在纸面与讲话上所传达的一套规则，而在实际操作上，你必须依靠另一套规则。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使第一套规则代表的形式为第二套规则所代表的利益服务。
华西村就像是一个奇异的混合体。共产主义教条式的空洞宣传，是与民间的顺口溜、打油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通过二十四孝、龙王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展现的……吴仁宝知道如何躲避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官僚体系的，并使它们为华西村提供帮助。同时，吴仁宝的个人自制力，使他躲避了可能出现的傲慢，在中国社会，这种傲慢经常是导致灾难的前奏。
我没有和普通的华西村的普通村民深入交谈，这个村庄已被太多的展示，以至于从表面上看来，一种集体性的荣誉感已深入人心。我对于华西村的态度则矛盾重重，一方面它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它代表的方向却不可能是中国农村应该效仿，我们仍不清楚它所推崇的人人平等的集体所有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它试图为农民塑造的新的意识形态是否正是现代中国所追求的，而且，华西的奇迹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吴仁宝的个人能力，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至少在表面看起来，今日的华西村仍像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按照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所属的地方带来了安定与繁荣，它是中国历史书上不断出现的一个明君和一个时代，或是一位清官与一方水土的关系。这些官员的首要特征，不是在于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度带来某种新面貌，而是在既有的框架内，利用所有可调动的资源，为自己的所属的地方带来最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所谓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