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城市的演变过程,关于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浅谈下中国政区、人口、城市的演变及其原因了:
中国政区、人口及城市的演变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有特点，演变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方面，但政治、军事也起很大作用。本文就此作一浅述。
第一阶段 唐朝以前
政区 中国古代政区产生早、变化大。西周实行分封制，地方采用封邦建国的办法进行管理。周王除了在王畿附近有自己直接管理的一块土地之外，在国家疆域范围内的其他地方，均采用层层分封的制度进行统治。分封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建立诸侯国的目的是拱卫王室，服从天子的命令，按期朝贡，并随从作战。春秋中叶以后，一些诸侯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对新开拓的土地或从私家夺来的土地不再进行分封，改由国君派遣官员直接进行管理，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早期国家管理模式开始让位于行政区划。行政区划的产生及发展是上层建筑为适应生产力提高而做的一次调整。战国时期，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秦统一六国之后郡县制正式成为全国划一的政区体制。秦始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除京畿地区由中央管理外，其余的疆域分为36郡。至秦朝末年，约有50个郡级政区。据不完全统计，秦朝的县已有上千个。实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秦王朝在条件不成熟的状况下推行单一郡县制，也是造成其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变化最快的是人的思想，变化最慢的也是人的思想”，秦统治者忽视了旧贵族的力量和利益，秦农民起义被旧贵族利用，出现了项羽复辟分封制的活动，但彻底退回分封制，恢复封建割据显然已不和时宜，项羽的做法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他的失败也是迅速而必然的。西汉的建立及统治时间长有政区制度上的原因，西汉采用的是郡国并行的政区体制，也实行两级制，即郡（国），县（侯国、邑、道）两级。郡和县是继承秦朝而来，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分封王国是向旧贵族的妥协，西汉之所以郡国并行，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这种折衷的行政区划，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东汉行政区划变化的特征是由二级制转变为三级制，即变为州——郡（国）——县（邑、侯国、道）制。东汉初年，州只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供管官不管民，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东汉末年，为了镇压黄巾起义，加强地方权力，州才由监察区向行政区转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政区变化不大，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西晋的郡和县开始划分等级，以人口多少为划分标准，西晋这种政区的划分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人口 从夏朝建立到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经历了16个世纪的奴隶制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铜和铁器的应用；牛耕得到推广；水利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商业、手工业及大批城市兴起等等。这一切同人口的增长互为因果。按照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公元前2140年前后为1355万人，公元前1060年前后为1372万人，公元前684年为1885万人。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变动时期，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开始萌芽。春秋后期，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人口有了明显增加，据史料记载，这个时期人口可达2500万以上。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7世纪，历时约1090年，中国人口由2000万增至6000余万，踏上了中国人口发展曲线的第一个高台阶，并经历了人口分布上的第一次大转变，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作为人口重心的格局开始转变。下面扼要加以叙述。
战国时期的人口数估计超过2000万，高峰时可能超过3000万人，与春秋时的人口峰值比较，约增长1／5，其中4／5位于黄河中下游。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基本完成，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战国时人口增长并不快，主要原因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扼制了人口的增长。秦统一后，本来为人口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秦始皇“臣畜天下”的野蛮政策和滥用民力造成经济和人口的大倒退，加上农民起义及楚汉之争，都阻碍了人口的发展。秦灭六国后，人口总数约2000万人，至汉初减至1800万。与战国时的峰值相比，减幅达四成。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浩劫。西汉时，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措施，“文景之治”时，全国人口已达3000余万，武帝初年又增至3800万人，到平帝年间已达6500万人。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发生了王莽篡汉及对匈奴的战争，再加上连年灾害，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口剧减一半。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饱受蹂躏，南方却相对安静，流民大量南迁，中国人口出现了南增北减的变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在公元2年与公元140年比较，人口比率由83：16：1变为63：33：4。东汉延续近二百年，人口逐渐恢复，公元180年又超过7000万人。东汉末年，战乱与三国鼎立及两晋南北朝群雄割据，又造成人口的急剧减少。在中原战乱之际，南方未受战火蹂躏，经济发展，流民南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估计，南方人口达到2000万人。其后的两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总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波动。此时，南北人口差距很小了。
城市 城市从诞生到西周时期，计有26座，就其地域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其中以晋南、豫北及豫东最为集中，此时城市规模较小，职能比较单一。到百周末年，尽管经过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仍有一百四十多个诸侯首邑城市。在西周宗法制下，可把全国各级城市的统属关系视作人体各部分的关系，有主有从，以大制小，用城邑规模等级关系来强化其宗法和政治上的统属关系。基本形成了全国以政治职能为主的三级城邑网络，即：王城居首，为全国宗法血缘政治中心；诸侯城列第二，是周王朝在一个地区宗法血缘政治的据点；卿大夫都城为第三级，系周王朝宗法血缘政治据点。这种等级关系，可视为我国从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以政治为中心，从上而下的城市等级规模关系的张本。
中国城镇初步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发展于封建社会时期。秦汉时期郡县制度的确立，农产品、手工业品商品量的增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秦汉时，北方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城市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从城市分布的地域空间结构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城市数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0％；其次为淮海流域，约占14％；而东南沿海分布最少，一般地说，经济开发水平愈高，城市分布愈密。当然此时期最主要的还是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西汉末，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已达1690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城市体系中的主体。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封建经济走向繁荣，城镇的职能多样化，除政治型城市外，手工业城市、交通性城市大量兴起。城市等级规模差别加大，区域中心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在空间分布上不仅表现为体系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及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出现了沿河、沿江的城市发展轴线。
此阶段，中国北方虽然仍是政治、经济的重心，但优势地位开始滑坡，南方战乱较少，经济发展较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历代南北政区数量的变化得到印证，人口与城市的变化与政区的变化大同小异。
时代 政区名称 北 南
数量 % 数量 %
秦末 郡 34 72.3 13 27.7
东汉永和五年 州 8.5 65.4 4.5 32.1
郡国 71 67.6 34 32.4
县 770 65.3 410 34.7
西晋太康元年 州 11.5 60.5 7.5 39.5
郡国 97 56.1 80 43.9
注：南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西晋徐州横跨淮河，故南北各计半州。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第22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对政区、人口及城市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正是由于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北南双方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隋唐以前，虽然北方仍是政治、经济重心，但经济逐步衰落。南方经济发展较快，南北差距缩小。
第二阶段 隋唐至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
政区 隋朝建立之后，于开皇三年（583年）撤销郡级建制，直接以州领县，实行二级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将州改称为郡，从此州即是郡，郡即是州。隋之所以作此改变，主要是南北朝时期的一百六十余年，中央的行政体制和地方行政体制之混乱已达极点。三级制比例失调，失去实际意义。隋朝变三级制为二级制，隋炀帝时，郡（即州）、县各分为三等，郡县划分的依据是境域大小、人口多寡、事务繁简。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因此南北方政区的数量对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隋大业五年（609年）北方郡总数为92个，占全国总数的48．4％，南方郡为98个，占全国总数的5l.6％。
唐朝大部分时间实行的仍是州（郡）和县两级制。同时，唐乾元元年（75年）改郡为州，郡这种政区模式和名称，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唐初，州是一级政区，共三百多个州。但鉴于历史教训，决策者又不愿在州之上再设一级政区，避免加大地方与中央的抗衡力量。然而，朝廷直接面对三百多个州，事务繁杂，难于统理，于是便逐渐形成了“道”。道的产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一经产生，便逐渐向完全的行政区转化，最终成为州以上的一级政区。唐初依“山河形便”划分10道，这10道仅为自然地理区划，不存在任何政区的意义。唐朝中期，又出现了节度使辖区，节度使权力渐大，唐肃宗至德年间以后，全国遍设节度使。节度使辖区又称道、镇、方镇等等，于唐朝后期形成了州以上的真正的行政区划，道（镇）——州腑）——县。三级行政区划体系形成。
唐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日益重要，与隋时相比，政区数量也比北方多。例如唐开元二十一年，北方道7个，南方道8个；北方府州141个，南方213个。以后差距加大，此时，北方仍是政治重心，南方则成为经济重心。
五代十国是唐末割据局面的继续，此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唐末割据状态的继续，同时也是结束割据，国家重新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北宋的政区设置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政区设置和地方行政管理形式互相配合；二是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割据局面的教训，在政区和行政管理体制上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与唐朝大部分时期一样，北宋采用二实一虚的政区体制，即州、县二级为实，路一级为虚。北宋的州县也分等级，其依据仍然是政治、经济地位和人口数量。北宋新创造的政区是“路”，即将全国分为若干区域，每个路置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财赋到中央。设置的目的也是防止地方出现与中央对峙的割据势力。
元朝的政区体系相对复杂，从层级上说，因地区不同，层级也不同，从类型上说，有内地、边疆之别。
行省作为高级政区，是元朝综合前代实践结果的一种创造。元初设行省时，本意也是因军事行动的需要。由于元朝建立后经历的军事行动时间很长，占领一地后，往往又遭遇顽强抵抗，因而行省制度就被保留下来。又由于行省的官吏是中央的官吏，位尊权重，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行省官员地方化和行政区域固定化，最后终于形成了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元朝在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以人口为划分标准，这是元朝的创造。
元时，南北政区数目进一步扩大，北方路、府、州数量为97个，占35．9％，南方173个，占64.1％。明初的政区基本沿袭元朝，只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省，改设布政使司。但由于习惯势力，地方上仍然习惯称布政使司为省，布政使司下设府、州、县。划分的标准以上缴钱粮数额为标准。以纳粮数额而不是以人口数额作为划分政区等级的标准是明代首创。清朝的政区与明朝相比有沿有革，清朝在内地以省为最高政区，在边疆地区设将军进行管理。省级政区之下，清朝在内地设有府、州、县等政区，划分标准与明代相同。至清朝时，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赋税几乎占天下70％，政区数量占79．l％，北方只占20.9％。
人口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经济发展，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口数相继达0．8亿以上，在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曲线上攀上了第二个高台阶。人口地理分布也在过去几个世纪演变的基础上，经历了又一次突变，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由6：4倒转为4：6。
由于战乱，黄河中下游人口大批南迁，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2000万，每户以5口计，北宋境内约有1亿人口。北方有户8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南方人口大大增加，到了元代，南方人口竟占全国人口的83.7％。明初，政府采取移民措施，再加上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南北人口分布趋于平均。明初全国人口有6000多万，到中后期增加到1．4至1．5亿，而明末的战乱使全国人口减少一半。1712年清廷采取“摊丁入亩”的办法，取消人头税，人口加速增长。据统计，清代人口于1782年突破2亿，1834年突破4亿，到1840年，人口达4．13亿，与清初0．8亿相比，200年中增长了4倍。中国社会第一次感受到人口过多的沉重压力。
城市 隋唐政治上的统一，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城市间联系的加强。由于国内环境相对稳定，农业生产繁荣，商业较前期发达，自然又为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数量有限的商品流通以涓涓细流的方式变为滋润自然经济的重要调节机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及城市间的联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开放的商业政策。唐代虽然颁布过栈商令，但在市场和商业方面仍实行开放政策，不仅没实行专卖制度，而且还实行了免征或轻税政策；在流通方面又开关解禁，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第二，发达的水运网形成。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水平超过其他流域，成为全国首富的农业地区，形成了“国家财赋，仰给东南”的局面。与之相对应，长江干流及大运河共同构成了中国南方及东部发达的水运系统，促进了沿运河和沿江城市的兴起。第三，海外贸易的开拓。隋唐时，海上贸易发达，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扬州地当长江、运河会合口，成为我国中部河海大港，山东登州（今蓬莱）居朝鲜、日本进入中国之大门，成为北方的主要港口。
五代、宋、元时期是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职能普遍加强，定期的集市向商业集镇的演化和港口商业贸易城市的大量出现，导致了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日趋完善，基本上形成了州县两级网。然而，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严重束缚了城镇的发展与开放，城镇体系的整体结构表现为“开而不放”的总特征。
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一时期，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得到了大量的增长；按地域组织的不同类型的城镇职能组合结构开始出现；城镇空间结构主要表现为江南市镇蓬勃兴起，沿海港口城镇起伏发展，沿江、沿运河城市轴线进一步定型以及城镇分布的地域开始扩展。
综上所述，隋唐以来，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南北形成两个重心，南方是经济重心，北方是政治重心，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南北方的政区、人口、城市分别打上了政治、经济的不同烙印。
第三阶段 近代时期（1840—1919年）
政区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若干变动，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在新疆和东北地区建省，光绪九年（1883年），设新疆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省。第二，在内蒙古部分地区采用新的管理体制。光绪二十二年（190年）设阿尔泰办事大臣。之所以有以上变化，主要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来势力的压迫下，封建统治者被迫采取的某些变革措施，对政区设置产生了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省级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与清朝大体一致，只是对省以下政区进行了调整。1913年1月北洋政府公布《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法》，实行废府、厅、州等政区，并对道和县二级区划进行调整。经过调整以后，北洋政府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政区制度。
人口 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不断渗入，使中国内部原已渐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又兼自然灾害频繁，死亡人数多达1500万人。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后，由于战争的破坏，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损失严重。浙江、安徽两省的人口减少65％，江苏省减少56％，全国总人口减幅达到二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此巨大的人口减耗，在其数千年开发史上从未有过。中国南方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自此开始回落。但东北人口的大发展却很引人注目，60年中大约增长了4．5倍，占全国的比重由0．5％急升至5．0％，与人口严重减耗的长江、黄河流域形成鲜明对照。北洋政府时期，人口分布大体上仍循着清代末期的轨道。由于自然增长率低，再加上人口大量向边疆、城市迁移，中国内地和沿海许多农村地区人口发展始终在低谷徘徊。
城市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589页）。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新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浪潮也波及中国，使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由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下，城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又是十分缓慢的。据美国学者斯金纳的研究，184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l％，到191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至7.6％，仅增加了2.5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却增加了12．8个百分点。
近代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由一元的，即以各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的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市为一方，传统的中心地城市为另一方的二元结构。在这二元结构中，近代工商业城市居．于统治地位。第二，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区域差异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新兴城市，它们多为矿业或工矿业城市。由于中国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新兴城市也多位于东北及华北地区，这样，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城市主要在南方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北方再次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资本主义在南方的发展主要在条件较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发展尤快。在很多交通不便，又没有什么特殊资源和外来经济条件刺激的地区，城市发展不快，甚至有所衰落。
广大西部地区是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最落后的。由于缺乏现代经济的支撑，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从城市职能到空间结构基本保持前工业社会城市的特征。
总之，政区、人口及城市的演变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过程，它们随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经济的发展是其演变的基本原因和基础。同时，政区、人口及城市的发展也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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