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世纪是全球历 史上一个伟大的世纪。1405-1433 年，中国郑和连续七下西洋。1488 年，葡萄牙人狄亚士沿 大西洋南下，发现好望角。1492 年，代表西班牙的哥伦布向西横渡大西洋，远航美洲，发现 美洲大陆。1497 年，葡萄牙人达?伽玛发现东通印度的新航线。1522 年，西班牙人麦哲伦及 其随员向西航行，先后横渡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再绕过南非而返回西班牙，完成人类 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这一连串的航海活动，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与此同时， 在中国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市场不断扩大，货币经济越来越强劲地排挤着自然经济。 这样，自15 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自身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与世界 各国和各个地区均发生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当时，与中国贸易的国家不仅有东亚诸国和东南 亚、南亚国家和地区，更远的非洲和欧洲国家及地区也与中国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即使是 在明清王朝推行海禁政策的时期，这种交往也从来没有中断。乾隆《潮州府志》卷40《艺文》 引明代文献记载说，明代海禁时的海上贸易:“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 来东西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各种手工业品大量行销海外， 而国外的商品也纷纷涌入中国。 中国与世界各国频繁的对外贸易，既是中国国内市场发展和扩大的必然反映，同时又反 过来促进着国内市场的发展。当时，中国国内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以沿海的广州、 厦门、泉州、福州、宁波、上海等外贸港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既包括沿海内陆腹地又包括 近海区域的一个特殊的区域市场--近海市场。以往，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 在研究唐宋和明清时期中国区域市场的成长与发展时，都局限于陆地范围，多将中国的区域 市场分为东南市场(长江中下游市场)、北方市场、西北市场、四川市场(长江上游市场)、 岭南市场、东北市场等，而没有注意到近海市场。事实上，近海市场是一个极为特殊又极其 重要的区域性市场，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区域市场。这个市场既具有陆地区域市 场的特征，又有着海洋市场的特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作为中国区域性市场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近海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当时，这里商贾云集，商品荟萃， 一端连着国内市场，另一端连着海外市场。正是通过这个近海市场，中国的商品大量地、源 源不绝地销往海外，而世界各国的商品又大量运到中国。可以说，是近海市场架起了中国与 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桥梁。 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和经济联系的程度，应该说，以往我们是估计不足的。从当时 的实际情形来看，这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联系，不仅频繁程度和规模超过以往 任何时期，而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之中。温汝能《嘉庆龙山县志》卷 12《竹枝词》有词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几到，近来丝价竟如 何。”海外国家商船何时到港，竟影响到广东地区的丝价，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形成了 紧密的互动关系。再一个颇能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其它国家经济具有互动联系的例证就是， 随着中国与海外国家贸易的发展，中国铜钱大量流外海外国家和地区。在东亚的日本、朝鲜 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铜钱一直都是作为主币在流通，有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甚至 到了20 世纪50 年代还在使用着中国的铜钱。这说明，至少在以中国铜钱为主币的这些国家 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贸易圈。 从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在18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无论是生产技术水平，还是经济 发展总量，抑或经济发展的速度，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借用国外学者弗兰克?贡德在《白银 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的一句话，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这样的一种情况，就造成世界各国普遍需要中国商品，而海外国家则很少有商品输往中国。 明人张燮在《东西洋考》卷五中谈到中国与吕宋的贸易时说:“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 用银钱易货，故归船除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这里说的虽然是吕宋的情况，实 际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也都是这样。即使是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也迫切需要中国商品。据安? 罗伯逊《菲律宾群岛》第12 卷所引述的资料，1602 年5 月15 日，殖民地秘鲁的蒙特瑞公爵 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到中国丝绸销往当地的情况:“每年只要有四艘商船开往秘鲁，所有 的衣料都会销售一空，其它货物也一样。人们一向都穿新西班牙和中国运去的衣料。„„现 在只要中国丝货大量运来，秘鲁的供应便不虞匮乏。” 经济的高度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了保持与中国的贸易， 唯一的办法是用国际通用的货币--白银购买中国的商品。这样就导致世界各国的白银大量 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曾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来描述世界各国白 银向中国的流动。当时，国外的白银主要通过这样几个国家和地区流入中国。一是欧洲。当 时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还不甚发达，欧洲主要是通过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中亚购 买商品，而将白银输往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又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将欧洲白银转输到中国。 根据巴雷特的估算，在17 世纪和18 世纪，美洲生产的白银，大约有70%输入欧洲，其中40% 又转运到亚洲并最终大部分流入中国。(《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译本第 203 页。)二是马尼拉--美洲。据中国学者侯镜如和国外学者威廉?S?阿特伟尔引述的资料， 1586 年，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 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侯镜如《明清两 代外银流入中国考》，《中行月刊》七卷六号，1933 年版)1602 年，西班牙驻墨西哥殖民当局 向马德里报告:“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500 万比索，1597 年高达1200 万比索。”另有人甚至说:“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威廉?S?阿特伟 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9 期)三是日本。日本是当 时重要的银产地，有“银岛”之称。在中日双方的贸易中，由于“日本无货，祗有金银”(顾 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所以有大量白银流往中国。日本学者笃小畑估计，“在十七 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 150000 到187500 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中国大陆。”(《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 当时，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入了中国，中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估算。中国学者万明最近在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刊《河北学刊》2004 年第 3 期)一文中， 在综合以往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了重新估算，她认为，在1540-1644 年的一百年 间，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可以75 吨计算，总数在7500 吨左右;在1570-1644 年间，美 洲生产的白银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而吴承明先生最近的估计是:17世纪后期流入2614?5 万两，18 世纪前期流入5620?8 万两，18 世纪后期流入9589?5 万两(《中国的现代化:市场 与社会》第287 页，三联书店2001 年)。尽管目前这方面还需进一步探讨，但不论如何，可 以肯定的是，当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大部分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贡德?弗兰克在《白 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总结道:“中国获得和使用了世界白银供给的一 个十分巨大的份额。大量白银来自日本，有一些白银是从太平洋上经马尼拉而获得的，有一 些是从美洲经欧洲、黎凡特、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转到中国，也有一些是直接或间接从中亚 获得的。”如此数量的白银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形成了一条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白银之路”。 过去，在讲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时，我们仅知道有“丝绸之路”。其实，除了“丝绸 之路”之外，还有我们这里讲到的“白银之路”，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中国铜钱大量外流形 成的“铜钱之路”等众多经济通道。 “白银之路”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讲， 到底意味着什么?先让我们看一看当时中国国内白银的产量。吴承明先生曾估计，明代国内 白银产量盛时年约30 万两，16 世纪即见下跌，17 世纪早期记录仅数万两，连同隐漏不过20 万两，清代产量虽有所上升，但每年也只不过四五十万两。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75-277 页，三联书店2001 年)将国外流入中国的 白银数量与中国国内的白银产量两相对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外流入的白银数量是中国 国内产量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当时的中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正经历着从 铜钱和纸币并用的时代向白银货币时代的转变。白银货币化正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向前发展， 社会上普遍出现白银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白银的流入，就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白银供给，从而促进了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于这 一点，对天下之事洞悉备至的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1 中指出，明代白银的使用越来越 普遍，“食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究其原因，“盖番舶之来多矣”。特别是在 白银流通较早的岭南地区，白银的供给几乎全仰于国外白银的输入。岭南地方文献《岭南丛 述》卷34《粤中见闻》记载说:“用银始于闽、粤，而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 但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意义还并不在此。它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随着白银的流入， 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中国经济正在主动地融 入世界，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并完善。中国与欧洲、中国通过马尼 拉与美洲、中国与日本的白银流通圈，无疑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因此，白 银的流入，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标志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水平与程度。据国外学者 Gregoril?F?Zaide 的《菲律宾的政治文化史》记载，西班牙早期在菲律宾的神父科仑尼尔说: “保持同中国人的交往，以及善待那些居住在那些海岛上的中国人是如此重要，以致没有中 国人，这个社会就不能维持，很好地对待他们，这是明智的。”这段话表明，世界经济贸易体 系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白银的大量流入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以往那种 将中国经济看成是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观点，看来是值得商榷的。这是我们重新审视 15 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贸易发展史后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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